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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钩新月天如水(2)


    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和画品》里说:“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而事情都不比旁人做得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
    丰子恺的画,重于身边平凡事,如姐姐缝衣,弟弟上学,大人醉酒,娃娃捉迷藏,燕子做窝,蚂蚁搬家,孩童用两个蒲扇当自行车骑,也有描绘将一个个孩子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针砭时弊的题材。人间万物,在他的笔下是小可爱、小情趣,又是大悲悯、大气象,深得人心。
    他的代表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仿佛就是他人画合一的写照:简洁,平和,澄静,深邃,阔远。
    我听见了楼上脚步的移动。和我一起来参观的中外文友们,与我刚才一样正瞻仰他的卧室和书房,当目光一一抚过他数百件遗物、百余幅遗作时,一定也会抚过他书桌上那只旧烟斗,会闻到他来自1927年初秋略带烟味的呼吸。
    1927年初秋,二十九岁留日归来在上海教书的丰子恺恳请李叔同为寓所起名。李叔同让他在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奇妙的是,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便取名“缘缘堂”。后来无论迁居哪里,他都把李叔同写的“缘缘堂”匾额挂在家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1933年春天,在母亲的心心念念下,丰子恺用稿费在故乡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后建好了一幢三开间砖木结构的高楼,加之前后两个小院,一个极具深沉朴素之美的“缘缘堂”诞生了。
    搬家那天,热闹如戏场。丰子恺充满深情地写道——“我们住新房子的欢喜与幸福,其实以此为极!”而全家人中,唯有老母亲“静静安眠在五里外的长松衰草之下,不来参加我们的欢喜。似乎知道不久将有暴力来摧毁这幸福”,“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以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我们在缘缘堂的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现在回想这五年间的生活,处处足使我憧憬”。除了偶尔往返于沪杭等地,他大部分时间都与全家老小住在缘缘堂,完成了近二十部著作。神奇的小院见证了天真如孩童、深邃如老者的一代大师生命里最幸福的时光。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短短五年后,幸福和缘缘堂一起,在日寇的炮火中化为乌有。
    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是抗战时期丰子恺一家辗转逃难于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写照,而一个个噩耗追随着他的脚步接踵而至——1938年1月,他在江西逃难时,“缘缘堂”被炮火夷为平地;1942年他在重庆避难时,“慈父”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战争结束的次年,战乱中一直与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夏丏尊辞世,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头顶上一个迟疑的脚步声告诉我,有一个人和我刚才一样,将脚步停在了那张丰子恺一直睡到去世的棕绷床前。棕绷和其他大多遗物一样,从他上海的故居日月楼搬来。“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散文《阿咪》获罪,一家人住的日月楼被安置进了四五家人,丰子恺只得睡在连接阳台的走廊上,用棕绷搭个小床,棕绷太短,便在脚那头放个凳子,蜷缩着睡。小床边摆一张小方桌,就是他的书桌。无数个不眠之夜,唯有一钩新月静静陪伴一团蜷缩的身影。如此境地,他却说“天于我,相当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苍生的大爱,他完成了弘一法师的遗愿、师生间灵魂的相约——《护生画集》。
    关于人格,他这么说:“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孩子们呢……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
    时光隧道里传来的这一段话,振聋发聩。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