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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五喜”到“刘雨生”


    1954年11月,周立波回到益阳县邓石桥,参加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工作。1955年9月,他与妻子林蓝携带4岁的女儿举家迁到桃花仑乡竹山湾村。以故乡的生活经历为主要素材,周立波创作了《山乡巨变》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同时,为了及时、快捷地反映当时火热的合作化生活,周立波也写下了一些被称为“散文”的新闻通讯作品如《曾五喜》等。我们拿周立波的新闻作品《曾五喜》与他的小说《山乡巨变》进行比读,可以从中进一步体会和学习周立波现实主义创作的特点。
    曾五喜,是《山乡巨变》主人公“刘雨生”的主要原型
    把《山乡巨变》和《曾五喜》放在一起比读,看来看去,我们实在无法把“曾五喜”和“刘雨生”截然分开。在他们身上有太多的共性。
    相似的革命经历。“曾五喜搞互助合作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到如今已经七年了。七年以来走过的道路,无论对于社,或是对于他,都不是一坦平阳,而是非常曲折的。” “一九五一年,他建立了一个互助组……勉强保存了八户。”(见《曾五喜》)“刘雨生所走的道路不是笔直的,而且也并不平坦。村里组织互助组时他是组长之一。”(见《山乡巨变》)刘雨生的互助组也非常巧合地只有8户人家。他们还都是“劳动模范”。无论是对“曾五喜”的真实描述,还是对“刘雨生”的艺术塑造,不同的体裁,不同的人物,相同的是,从互助组到合作化运动的人生经历。
    坚定的革命信念。《山乡巨变》通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展现了刘雨生坚定的革命信念。刘雨生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天到黑,屋都不落。”妻子要离开他。(刘雨生)想清了:“不能落后,只许争先。不能在群众跟前,丢党的脸。家庭会散板,也顾不得了。”“他晓得,事情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除非他退坡。对于他这样的共产党员退坡是办不到的。”(引自《山乡巨变》)“ 一九五三年春上,上级党委号召组里插早稻。益阳的丘陵地带,从来没有插两季的习惯……阻力很大,但曾五喜同志始终相信党的号召不会错,他对组员们担保:‘插了早谷子不收,没得饭吃,我去想办法。’他一肩挑起,组里信了他的话,插了早稻。这一年,早稻丰产了,每亩收获六百五十斤。”
    “稳当老成”的性格。“曾五喜走过的合作化的道路就是这样弯弯曲曲,蛮不平坦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他炼得老成持重,心里的主意也多了。”“他为人本真、稳重、性情和睦,在生产上总是亲自带头干,并且吃得苦。”(见《曾五喜》)“他为人和睦,本真,心地纯良,又吃得亏,村里的人全都拥护他。”(52)(朱书记)“好像他是个劳模。”(邓秀梅)“是的……他受培养,人本真,又肯干。”(见《山乡巨变》)在对刘雨生、曾五喜两人性格的描述中,周立波甚至使用的是相同的词汇。
    《曾五喜》中描写的几个故事,在《山乡巨变》中也都有表现。“那年雨水勤,五月里,天气还凉,他的门前一条水渠涨了水,水从一个管子冲进田里去,快把禾苗淹没了。好多的人站在大堤上,束手无策。曾五喜带一捆草,跳进了水渠,潜入两个人深的急湍的流水的水底,用稻草把管子塞住,救了一大片禾苗。”周立波在《山乡巨变》第四十四章《涨水》中,用了大半的篇幅对刘雨生奋不顾身用稻草堵管口的情节进行描写。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奋勇当先,不畏艰难的优秀品质。
    1955年,周立波回到家乡益阳深入生活,1956年2月,在《新湖南报》发表《一个意义重大的庆祝会》,1957年11月出版小说《山乡巨变》(上),1958年在湖南《新苗》杂志发表《曾五喜》;1959年《山乡巨变》(下)完成。在《一个意义重大的庆祝会》中,曾五喜虽然两次被作者在文章中点到,但那只不过是一个大活动中的一个小事例。周立波于这时推出的《山乡巨变》(上)中,几个主要人物似乎“邓秀梅”表现更为突出。到了《曾五喜》一文完成后,周立波再创作的《山乡巨变》(下)部里,“邓秀梅”退场了,“刘雨生”成为贯穿始终的“男一号”主人公。周立波《山乡巨变》上、下集中一号主人公的更迭,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周立波深入生活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
    因此,只要将《曾五喜》与《山乡巨变》进行比读,在对“曾五喜”与“刘雨生”共性的把握中,我们便不难发现“曾五喜”便是“刘雨生”的主要原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