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溪流的歌——记严文井同志(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2:11:31 中国作家网 林东海 参加讨论
1974年底，结束“儒法斗争”之后，接着便成立了一个录音组，为毛主席录制古典诗词的唱片。这个工作由江青直接抓。文井同志问选目是否毛主席“钦点”的，我说不甚了然。江青对诗词并不熟悉，要不是看到毛主席批点过，她是提不出来的。后来，有一天，文井同志目光中带点神秘色彩，笑嘻嘻地对我说：“我有毛主席圈点过的《词综》。录音选目确实是圈点过的。”我着急地想看一看都圈了哪些词，他说不行。看到我失望地瞧他，便亲切地说：“这样吧，把你的《词综》拿来，我帮你复制。”翌日，我真的把我那本《词综》交给他，很快就给我复制好了，而且十分认真，用黑铅笔、红铅笔、蓝铅笔，分别按原样替我复制，或加一个圈，或加双圈，或加竖杠，或加国语拼音，还在一片纸上写下说明文字。 我的专业是古典文学，在文化组根本没有对口的工作，又不想搞行政，迟早总要回人文社。所以在录音组工作的后期，我就想回归本位，但文化组似乎无意放我归山。正在这时，毛主席批示出版《水浒》，是我回社的好由头。于是，1975年8月13日上午，我回社求助于文井同志。文井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支持你回来，你回来就是了。不要怕，档案在咱们这里，又能怎么样！”我怕节外生枝，终于说服了于会泳的助理，他把我送回来交给文井同志，说：“谢谢你们的支持，现在把林东海还给出版社，希望《水浒》整理完毕，还借给我们。”文井同志说：“大家互相支持吧。”于会泳的助理走了，我向文井同志深深地作了个揖，恳求他：“他会再来要人的，求求您千万别再答应他呀。”文井同志痛快地答应了。后来他告诉我：“他们来了好几个电话要借你，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1975年9月1日，我正式回人文社上班，参加标点和校改容与堂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回社第一天上班，文井同志特地到我办公室来看望我，他的关怀使我感动不已。9月11日晚上10点多，创办来电话辗转通知我，说中央办公厅有命，要我于翌日八点半以前到公安招待所集合，有重要任务，特别交代带上毛衣和洗漱用品。我不知底里，只觉得事情严重，去还是不去，在两难之中。我想到文井同志，看了看表，已是深夜11点多，情况紧急，也不管他睡没睡，到邻居家拨通了他的电话，把接到电话的情况向他说明，问向他打招呼了没有。他说：“没有通知我，不知是什么事。不过他提到中央办公厅，不会说假话吧，那你就去看一看。嘴可要把得严一些。”于是，我如期于翌日八点半到达公安招待所，于会泳的助理见到我便叫快准备上车，我问：“向我们出版社请假了吗？”他说：“来不及，以后再说。”我说：“不行，我已回社，没有请假，我不能走。”他急得直跺脚：“还有20分钟开车，现在就去找严文井，快！”于是立即驱车到灯市东口出版局办公楼，把文井同志从会议室叫出来。于会泳的助理只是说替我请假，要离开北京，去哪儿，干什么，都没说清楚。文井同志面有难色，说：“我做不了主呀，没有和社里其他领导商量过，等商量了再说吧。”于会泳的助理两手一摊，急得话也说不清楚：“怎么办，马上就要去上火车了！”文井同志见他急得那样，让他“稍等”，转身回会议室，很快又出来，告诉于会泳的助理：“这么急，那就先走吧。回头我再告诉他们。”我明白，文井同志准是进去和出版局局长通了气，经局长许可才做出决定的。我和文井同志会心地笑了笑，点了点头，便算告辞了。江青先期到大寨，据说要在那里审查录音情况，所以录音组演唱人员和注释人员跟着去，以便随时询问。实际上，在大寨期间，只是偶尔讨论注释工作，大部分时间花在劳动和看电影上，9月20日撤离大寨。回到北京，到大寨一个多礼拜的活动情况，我向文井同志作了简要的汇报，他这才放下心来。 “托起沉重的木船” 1976年10月7日早晨，我和往常一样，上了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水。我从水房提着两个热水瓶，正要往楼里走，文井同志从后院西门走进来，把我叫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昨晚都抓起来啦，你先别说，听消息。”过了一两天，“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消息才慢慢传开。我很佩服他获得信息之快捷。10月中，出版社党委正式向我传达中央发生的大事，并通知要开全社性揭批“四人帮”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是党委领导和各个部门作政治表态，特例为我安排了个人发言。从第一个向我透露消息，到为我安排发言，我十分感激文井同志在政治上对我的信任和关怀。 1978年4月，人文社决定与《人民日报》合写一篇关于“评《水浒》”的文章，文井同志让我参与执笔。我到人民日报社去同文艺组研究文章的大纲，《人民日报》文艺组因为曾发表过反面文章，所以提出文章开头先“还债”，我不同意，说：“在《水浒》问题上，我们无债可还。”他们说：“你们出版《水浒》不是用了梁效写的《前言》吗？”北大清华批判组确实写过《前言》初稿，但当时姚文元批示，文章不要署名“梁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文井同志说：“既然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前言》该怎么改就怎么改。”所以《水浒》的《前言》实际上是人文社重新写定的。我把情况告诉他们，说：“我认为我们写定的《前言》没问题，不必‘还债’，‘还债’的内容你们单独处理。”回社后，我向文井同志汇报了讨论情况，文井同志高兴地说：“你做得对，咱们的《前言》没问题。” 文井同志对于出版物的把关，主要是审查序文和前言，尤其严防政治上出问题，力求平稳。他抓工作，总是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先把政治关，后把质量关，从不陷于具体的事务之中。 文井同志一生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他从挂名社长到实干社长，为人文社出了不少力，然而他又从人文社得到了什么呢？他原来所住东总布胡同60号的两间平房，是中国作协的房子。红庙的楼房，是文化部批下来的。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就在红庙那不算宽敞的楼房里过着清贫的日子。有一天，我到红庙看望他，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他招手让我到他卧室，指着墙上挂的一幅字，说：“你给我读一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按他说的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幅字是中央美院朱乃正教授写赠文井同志的，抄的是陆游的词《好事近》：“岁晚喜东归，扫尽市朝陈迹。拣得乱山环处，钓一潭澄碧。卖鱼沽酒醉还醒，心事付横笛。家在万重云外，有沙鸥相识。”我读完后，他点了点头说：“怎么样，你体会体会。”这首词是陆游壮志未酬在山阴老家赋闲时所作，一腔幽怨，却故作旷达语。也许朱教授写这首词意在给文井同志一点慰藉，而文井同志读来却别有怀抱。至于他让我读一遍，似乎是向我表白的一种方式，又似乎是对我的一种劝慰，或者诸多意思兼而有之。我朝文井同志会心地笑了笑，一切都在不言中，真是“笑而不答心自闲”，这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方式。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古典诗词，竟然有此妙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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