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在鲁艺前期的“启蒙”文学活动(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44 中国作家网 newdu 参加讨论
在鲁艺讲授“名著选读” 1940年初，周立波进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担任文学系教员，为学生讲授“名著选读”这门课程。这一时期的鲁艺，虽然已经从短期培训班转变为学制三年的正规大学，然而，其办学条件依然十分艰苦，授课多数是在露天场合公开进行的。周立波却以开放的文学视野、厚重的思想内涵，高雅的艺术情调，使自己的教学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准。 周立波在课程内容的选择、设置上，颇具慧眼。从当年鲁艺学生的回忆看，周立波的“名著选读”在中国文学史中只选取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其余的都来自于外国文学。周立波的选材，显然受到了鲁迅的影响。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中坚，鲁迅在1925年撰写的《青年必读书》中提出了自己对青年学子的希冀：“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因为“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却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沐浴着“五四”启蒙思想成长起来的周立波，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鲁艺的教学活动中，即灌注了这一主导精神。在外国文学中，俄苏文学的比重比较大，但周立波选择的主要是俄国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除此之外，西方19世纪前后的著名作家，如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莫泊桑、蒙田等人的作品，也是“名著选读”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曾为鲁艺学员的评论家陈涌在《我的悼念》一文中曾说：“立波同志有精致的艺术口味。他欣赏法国梅里美这样雍容、优雅的作家；他讲究文体，他翻译的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便是十分讲究文体的。”然而，在延安解放区钦慕于前苏联文学的雄浑博大的语境之下，周立波对趋于精致、优雅的另类艺术的自觉追求，便引起了鲁艺，甚至外界不少人的非议。胡乔木就曾在《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中介绍过这方面的情况，说有人明确“反对鲁艺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也许还有莫泊桑的小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立波开设的“名著选读”所具有的现代启蒙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 从具体的研究内容上看，周立波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论颇具深度。首先，周立波对“名著选读”中的每个研究对象，总是先研究作家及其社会时代，而后分析文本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鲁迅在《“题未定”草》中认为，“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近乎说梦的。”而周立波则以自己的文学研究实践了鲁迅的文学主张，如《司汤达和他的〈贾司陶的女主持〉》这一讲，周立波分为三节，第一节的研究对象是“司汤达的身世和时代”，第二节以“我们从他的著作中看到些什么”为题，分析司汤达小说具有的四个典型特征，第三节才对《贾司陶的女主持》进行了具体解读。其次，周立波分析、阐释文学作品时，他所持的评判标准是人道主义的观点，以是否符合人的人性为尺度。因此，周立波称赞蒙田散文的成功之处在于“深刻的人性的观察”。周立波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偏爱，也是基于“作者站在人生的最高峰，看清了人生的来路和去路”，不过是“恋爱——结婚——生小孩——事业——还有一样最没有兴趣的事情，死亡”。(《周立波鲁艺讲稿》第103页)对人类悲剧性生存体验的洞察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是周立波分析、评论的基石。最后，周立波“对于外国作家作品的艺术分析，常常是与文学史的描述和文学理论的阐释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视野开阔、发掘深入的特点”。(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第142-143页)在延安解放区，相关研究资料极其稀缺，但周立波依然尽其所能地去找寻前人的研究成果来阐述、佐证自己的观点，努力增加分析、评论的客观性与厚重感。如《梅里美和〈卡尔曼〉》这一讲，周立波以泰纳、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对梅里美的评价为切入点。在分析到梅里美所具有的“简洁，正确和单纯”的文体特点是深受普希金的影响时，他以法居埃的评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从所产生的教学效果来看，周立波讲授的名著选读课，被戏称为鲁艺历史上“最具浪漫色彩的篇章之一”。(岳瑟：《鲁艺慢忆》)“每当立波同志给文学系讲课时，戏剧、音乐、美术等系的一些同学也要来听，总要把窑洞门前的空地挤得满满当当。”(葛洛：《悼念周立波同志》)有时甚至有其他学校与机关的人员步行十几里路过来，以至于讲课的地点必须要移放在场地更大的鲁艺篮球场。在延安鲁艺听过周立波讲课的学生，都对他怀有深切的仰慕之情，周立波的爱人林蓝就是鲁艺文学系第三期的学员。随着周立波《名著选读》课程影响的不断扩散，使得鲁艺不少学员崇尚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对形成“鲁艺的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拓展了鲁艺师生的艺术视野，提升了他们的文学品位。在周立波及其同人的悉心栽培下，鲁艺诞生了一批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家、评论家，如贺敬之、李季、蔡其矫、陈涌等人。 周立波在延安鲁艺前期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活动并非单一的文学现象，从他身上能折射出某些令人深思的文史“经验与教训”。比如，延安文艺与“五四”文学的关联，便很值得关注；所谓的“延安文学”应是指延安时期的整体文学，其中自然也包括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而延安时期作家及其创作的转型，也是利弊兼具，对后来的文艺发展产生了堪称“复杂”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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