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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呼唤崇高(3)


    写出“日常生活的崇高”
    张江:在一般的理解中,崇高是和英雄伟人联系在一起的。凌云壮志、冲天豪情,以非凡的气魄和壮举改写历史,这当然是崇高。但是,这只是崇高的一面。崇高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小人物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的崇高。并且,在远离战火硝烟的和平年代,在亿万普通人成为历史主角的时代,这种“日常生活的崇高”已经是常态和主流。作家和艺术家应该善于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从细微和平静的褶皱处发掘崇高。
    王杰: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句话,“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因为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变革和发展的时代,旧的价值尺度瓦解和崩溃了,新的价值尺度和规范又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文学可以而且应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塑造面向未来的情感模式和审美品位。
    崇高既是一个关于风格的概念,也是一种审美形态,在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经济时代,崇高都是人文学科和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但是,在我看来,启蒙主义时期的崇高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崇高,与我们今天文学和生活中的崇高,是三个内涵上有区别和差异的概念,三者的混淆也是目前崇高问题显得十分模糊和混乱的原因。
    我主张用“日常生活的崇高”(特里·伊格尔顿)来概括和表达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崇高,这既不是启蒙主义“宏大叙事”的崇高,也不是后现代“黑暗”和“绝望”的崇高,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在承受社会的巨大压力和历经人生的诸多磨难时,虽然伤痕累累,却仍然满怀信念,善良而正直地生活着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一种人性之光,这是一种为千千万万“小人物”所践行的崇高。在鲁迅、沈从文等作家的笔下我们感受到这种崇高,在贾樟柯、周晓文的电影里,在汪曾祺、莫言、毕飞宇的小说中,在一些流行歌曲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崇高,并从中得到某种感情的升华和“净化”。
    在哲学“碎片化”和“科学化”的时代,文学和艺术是寄托人性温情,对现实流俗和时尚潮流进行抵制的最重要的媒介和文化存在。它们以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审美经验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排山倒海的强大压力下,奇迹般地挺直腰杆,并开出令人充满敬意的花朵。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崇高”,它给在现实泥泞中打拼的人们以温暖和信心。
    早在古罗马时代,朗吉弩斯就说过,“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这句话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和文化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崇高的内在精神和气质,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志”。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在个体的各种欲望都可以在金钱的帮助下充分释放的时代,这种“心灵”之志是我们能够抵御单一的“市场原则”“丛林法则”的最重要的依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这种真正的文学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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