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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请回归生活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阅读提示
    ●文学与生活的紧密关系是孕育推进“八十年代文学”最重要的动力。笼统地把文学与生活绝对对立或隔离,恰恰是对生活的依托和理解走向简单狭窄之后才出现的。现在需要重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使之走向历史深度而不是表面化
    ●文学需要自我,没有自我体验的生活无法进入文学。但是,这里的“自我”是社会的自我;自我的生活镶嵌在社会生活当中。没有对生活的深入体验,没有对生活广度和深度的了解,没有对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把握,就没有文学
    ●躲在小楼里,不接触生活,不认识社会,又想吸引眼球。于是,就靠卖弄聪明,祈求“一怪成名”。在当代艺术中,一些人就是这么做的,远离生活,以怪取胜,专门“玩观念”。有人把这一套搬到文学中来,驱逐生活,解构意义,沉醉在语言游戏中,这是文学的堕落
    ●一切创作技巧最终都是为更好地表达内容。技巧和形式之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有意义、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够让作者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思想。背离了这个原则,再绝妙的技巧也毫无价值,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
    ●任何兴会超妙、鬼斧神工,都紧紧依附于生活。如果把文学定义为人类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一种“发言”,那么这一“发言”是对生活的“发言”。没有生活的底蕴,再繁复的形式演练也救不了文学
    张江: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文学的核心问题。文学因为生活而存在,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这是文学源起与发展的基本道理。但奇怪的是,当下一些作家,尤其是一些新锐作家,以谈生活为耻,仿佛一论及生活就贬低了他们的专业化水准和文学创造力。生活当然不是文学,但文学一定是生活。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文学家成为职业人,是因为生活的需要,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这种社会分工给一些人造成错觉,以为文学可以与生活分离,文学家可以独立于社会生活而存在。文学的专业化模糊了文学的生活本质。
    生活不是文学,但文学一定是生活
    程光炜:文学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古代的民歌,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反映的是当时人的身边事、心中事。鲁迅先生讲原始人一起抬木头,喊“杭育杭育”,表达感受,协调节奏,共同发力。这是用一个极通俗的表达,说出文艺源于生活,又对生活起作用的道理。在文学的萌芽时期,没有专门的作家和艺术家,只有与普通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歌者、舞者。中国古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记载了狩猎的劳动过程,可以说明诗歌源起于劳动。有些研究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文学起源于原始的信仰活动,如祈雨之歌、庆丰之歌等。这当然可以讨论。但问题是,信仰及其活动从哪里来?无疑也是从原始人类实际生活中来的,人类物质生活的愿望和情感是它的源头。这也同样表明,原本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文学世界,后世的文学,正是在生活中传情达意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文学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以此为生的人,逐步形成了职业家队伍,文学也变得精细、高雅起来。这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此,也要辩证地看。专门文学家的出现,是文学史上产生众多优秀作品的原因之一。文学家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熟悉各种文学经典,掌握丰富的创作技巧,这些都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但是,文学的专门化,又使文学家们得以生活在书斋、阁楼、亭子间里,局限在一个独特的小圈子中,与社会和他人的生活相隔离。由此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专业化才能有好作家;另一方面,文学脱离生活本质,专业化难有好作家。
    这个悖论是社会分工造成的。如何打破这个悖论?当然是文学家走出亭子间,走出“象牙塔”,这个无需讨论,但有一个结必须解开,即文学家在思想上怎样理解“专业化”问题。必须清醒地认识,所谓“专业化”,指的是处理生活的能力更加专业、水准更加高超,能够将普通人没有意识到的“有意味的生活”敏锐地捕捉到,审美化地呈现出来,而不是离开生活、抛开生活、悬空蹈虚。如果失去了对生活的“及物性”,以为专业高于生活,把专业化当作借口,规避生活,蔑视生活,这种专业化是“伪专业化”。
    许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心存怀念。当时的作家,写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作品,像王蒙的《布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路遥的《人生》、铁凝的《哦,香雪》、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以及舒婷的《致橡树》等。它们感动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极大地启发和丰富了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对改革开放发挥了巨大作用。历史地看,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令人难忘,一是作家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描写了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包括痛苦和欢欣;二是他们对生活包括历史生活抱有真诚,虽然其中也有困惑和矛盾,但是这种真诚始终贯穿于作品之中;三是他们与生活保持高度“同步性”,与时代共甘苦。那个年代,所有的作家都密切关注眼下的生活,对社会发生的事情充满期待,以积极的姿态热爱自己的时代,真心希望自己的时代能将中华民族带到一个光明的未来。文学与生活的紧密关系是孕育推进“八十年代文学”最重要的动力。
    由于社会和文学转型,一些人对生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有的变化是好的,有的却未必,比如认为文学越是远离生活,就越纯粹,越有希望,越是文学。这么笼统地把文学与生活绝对对立或隔离,恰恰是对生活的依托和理解走向简单狭窄之后才出现的。因此,我觉得现在需要重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使之走向历史深度而不是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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