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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华记余》及其他(3)


    “合宜”的戏评余音
    “戏里没有正面写蒋介石反动政府,但是通过具体生活,处处写了它的罪行。戏里没有正面写号召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但是通过匡复的活动、乃至小先生的活动,我们明白是谁支持这种存在。”(1957年评论夏衍的剧作《上海屋檐下》);“剧作者通过吴太太的造型,谴责品质恶劣已极的资产阶级,又通过警察的唯唯诺诺,说明他是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1959年评论丁西林的剧作《三块钱国币》)。评论的重心着眼于阶级意识和政治形态,语言更是干涩、生硬,充斥着当时流行的套话和政治标语,早已不复《咀华集》中纵横捭阖、飘逸灵动的神采。
    据韩石山统计,1959年至1965年之间李健吾撰有37篇戏评,如《战歌——看话剧〈东进序曲〉》《社会主义的田园剧——喜看〈红色宣传员〉的演出》《充满人民的乐观精神——看高甲戏》等,其中不乏《社会主义的话剧》《为社会主义的独幕剧鼓掌》等综述性的大块头文章,无不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意在配合和图解当时的政治任务。李健吾在时代压力及自我精神的萎缩与放逐之下,不断向政治靠拢,正如韩石山所言,“若说此前的写戏评系无奈的逃避,那么,此后则是有意的进击,甚至可说是冲锋陷阵,为王前驱。”
    至此,那个为着坚持自己的艺术见解和艺术品格,不惜与卞之琳、巴金等友人在报刊上公开辩驳、争论;那个直言“我不想捧谁,也不想骂谁,我只是想指出其中我所感到看出的特殊造诣或倾向(也许是好也许是坏),尽我一个读书人良心上的责任”的个性批评家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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