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华记余》及其他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0:11:32 中国作家网 任相梅 参加讨论
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了李健吾的《咀华集》，1942年《咀华二集》结集出版，然而“二十五年之后，某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旧作时，李健吾竟弄不清楚自己被批判过的《咀华集》究竟出过几种”。李健吾究竟是否出过“咀华三集”即《咀华记余》，以及对其间诸种原因的探讨，正是本文的命题所在。 决意沉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复刊，仍由柯灵编辑。9月7日《世纪风》发表了李健吾的短文《咀华记余》，其中写道，“于是记众人之余，以补自己的不足，灯呀，全仗你微弱的光给我照亮了”，可视为连载文章的序言。9月10日，刊出正题为《咀华记余》，篇名为《刘西渭是我的仇敌》的第二篇，文中写道“刘西渭相信自己是一个心平气和的读书人，他拿公平来酬报字句的分量……万一无意之中伤了什么人的尊严或者虚荣，刘西渭自己不至于得到那样一串动物的名称；大方些，饶恕他的冒昧，因为过失原本含在各自作品的本身。”对自己批评态度的表述，似为下一步品评作品，臧否人物做铺垫。9月12日，在正题仍为《咀华余记》，篇名为《无题》的文章中，一口气批评了丁玲、凌叔华、林徽因、萧红、冰心、庐隐、杨绛等七位女作家艺术上的得失。不少段落至今仍为人乐道，“一位是从旧礼教里冲出来的丁玲，绮丽的命运挽着她的热情永远在向前跑；一位是温文尔雅的凌叔华，像传教士一样宝爱她的女儿，像传教士一样说故事给女儿听；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的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最后一位最可怜，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说的是已经证实死了的萧红”。文末，李健吾“庆幸自己犹如任何人，又看见一位能文善写的女子。那就是以写喜剧在最近知名的杨绛。她的成就值得我另写一篇文章分析。”从这个许诺看，李健吾打算将《咀华记余》写下去。然而紧接着而来的成立中华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的活动打断了他既定的安排，直到1946年8月16日，才发表一篇《咀华记余》，此后再也没有以这个篇目写过文章。 1947年初，李健吾改编阿里斯托芬的闹剧《妇女公民大会》为《和平颂》上演后，引发批评和争议。左派文人楼适夷批评凌厉，上纲上线——“李先生不愧为封建独裁政体下的文人，他拉人捧，却不许人批评……如果李先生撩在肩上的不是一个剧团而是一个政府，当然一切人民的言论，都将禁尽灭绝，因为人民肩上都没有政府，没有一群公务员跟他要饭吃，还有什么发言的权利呢？”一星期后《文汇报》刊发署名荒野的《“一团和气”》，作者认为楼适夷的仗义直言，“实在是他对当前的文艺任务有负责的思想，因为他不但认清了好坏，而且进一步的对好坏，以行动来认起朋友和仇敌。”直言不讳的将李健吾划归为仇人。其后化名为曰木、安尼、左平、一农的左派文人相继撰文批评李健吾。被进步阵营视为敌对分子，对李健吾来说可谓创伤痛深。与此同时，他参与筹备的全国文协上海分会，带头创办的上海实验剧校等组织机构在时代的风起云涌中仅一年的时间便与他毫无瓜葛。白云刍狗，世事变幻，一向单纯热情的李健吾决意沉默。《和平颂》成为他改编剧本的绝唱；峭波机警、锋芒毕露的文学批评也成为过往；现实验证了“我是一个快活的人，然而生活教会了我怎样沉默”。退守书斋，选择缄默，可见其时李健吾心情的黯淡。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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