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华记余》及其他(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34 中国作家网 任相梅 参加讨论
与政治的纠葛 短暂的沉默，可以用一时一地的事件解释；长达几十年的“失语”则要从李健吾与政治的纠葛，以及时代压力对李健吾的影响等方面探析。关于李健吾屡受批评的政治污点，在1964年的“整风”运动中评述得最为清晰。一是上海沦陷后，他将自己所写的剧本售与日本人暗中经营的剧团，并为该团导演，拉演员；二是1945年9月，当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编审科长，曾禁演或删改进步话剧。 对于第一条被指认“所作所为是丧失民族气节的行为”，李健吾坚决否认。当时的情形是，1941年上海沦陷，孔德研究所解散，李健吾失业了。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师长周作人邀请李健吾出任北大系主任。李回信拒绝，自称“做了李龟年”，表明他宁可做戏子，也不为敌伪效力。此后他加入荣伟剧团，脱离后主持华艺剧团在卡尔登剧院的演出。这两三年间，除偶尔的演出和导演外，他主要靠改编剧本，为各剧团提供剧本维持生计。与友人书中，回顾沦陷时期的戏剧生涯时他写道，“从前把话剧当作业余的活动玩，当时竟成了生活的惟一根源……我们最后也找到了靠山，那些值得感谢的闭口不谈政治的商人。我们有一技之长，他们利用我们这一技之长来做生意，商业自然而然成了我们的掩护，我们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了。所以，让我不妨再重复一次：我是一个有良心的小民，诚不足道也矣。”可见，这时期的李健吾远离政治，明哲保身，靠着改编剧本的一技之长苟全性命。也许这不过是作家的自谦，海外学者司马长风在谈及沦陷时期的李健吾给予高度评价，“田汉是战时后方剧坛的旗手，李健吾则是沦陷区剧坛的巨人。他不但勤于写作，艰苦支撑着上海剧运的发展；并且致力选择有抗战意识的题材，在不损艺术素质的情形下，对民族抗战略尽微薄，这一点在他的创作上虽不必过于重视，但可见出他的人格。” 对于第二条指摘，李健吾在1950年思想整风的自我检查中曾做过检讨，他写道，抗战胜利后，自己盲目乱兴奋了一阵，国民党市党部约他帮忙搞文墨时，他以为“大义所在，情不可却”，明知自己和他们毫不相干，还是答应帮忙一个月。后来偶尔看到重庆一通密电，说是要防止共产党从重庆来上海活动。当时报上正在宣传统一战线，眼看毛主席就要飞到重庆，而事实上却密令各地防止共产党活动。他平生最恨的就是阴谋、捣鬼，自己本来不是国民党，何苦夹在里头瞎闹，夜阑人静，深深为自己的糊涂痛心，遂决计回到明哲保身的小市民身份，混到9月30日那天，终于义无反顾地走掉(韩石山著《李健吾传》)。李健吾所言属实，只是他省略了“情不可却”的缘由。1945年李健吾的改编剧《金小玉》轰动一时，被认为是影射日本军官，他的行踪不定也被疑心为地下党，同年4月日本宪兵将其抓捕入狱，施以酷刑。出狱后，李健吾避地屯溪月余，得到国民党人士吴绍澍和毛子佩等人的关照。解放后，吴、毛等人力邀其任职，因情理推辞不过，李健吾遂担任上海市宣传部编审科长。虽仅任职一个月，却被作为政治上的污点，成为其后几十年屡次政治运动中被批斗甚至下放的导火索。 李健吾以人性作为批评依据，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在普罗文学如火如荼发展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可谓少数，从中也不难看出，李健吾不是那种与政治太过亲近的人。父亲李歧山参加政治活动被人暗杀，也导致李健吾厌恶政治，躲避政治。长年的书斋生活，他不谙熟政治，然而父亲的丰功伟绩却又时时鼓舞激励着他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常转化为政治热情。孤岛时期，全力支持和扶助上海剧艺社的活动，走在抗战文化的第一线即是一明证。对李健吾知之甚深的柯灵曾说过，健吾是“书生”或“书呆子”，他本人和他的一些熟朋友都这样看。在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以为喜欢埋头书案的知识分子必定脱离政治，走的是所谓白专道路，这是一种好心的误会。书呆子不关心政治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如此，古今往来，已有无数事实作证。例如健吾，不但不缺少政治热情，有时只嫌过多，但对实际政治十分隔膜，却是事实。夏衍在《忆健吾》一文中也写道，“你说他完全不关心政治吗？肯定不是，在艰苦的孤岛岁月中，他是抗日、团结、民主的坚强斗士。说他对国民党有感情，也完全不是，在40年代他写的文章中，对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他是爱憎分明的、义正词严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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