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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枢纽”:唐前文馆历史说略


    唐前文馆是先唐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为文人提供文献资料和创作平台,并从观念和创作两个层面对文学进行规导。
    文馆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学术文化机构,秦汉以前即有类似机构的设置。自汉武帝以来,各王朝政权都以各种名义设置了不同的殿阁,以掌管图书,编修书籍,起草公文,教授生徒。两汉间知名的殿阁有石渠、延阁、广内、兰台、天禄、曲台等十八种。魏晋南北朝,台省殿阁皆盛养学士,风气演进,蔚为大观。此间文献记载的馆阁多达十几种,其中有名的有曹魏的崇文观,宋、齐的总明观,梁的文德省、华林省,陈的德教殿,北齐的仁寿殿、文林馆,北周的兽门殿、麟趾殿、通道馆。这些文馆多是当时皇家的藏书之所,兼掌著述等务。此外,各朝还有以教授生徒为主的学馆,亦兼具文馆性质。
    以上所说,还只是先唐文馆的第一大类:中央文馆。此外还有太子和藩王府馆,自晋至隋亦史不绝书,前后相望。这些文馆又往往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如梁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隋炀帝杨广为晋王时所开之馆,其兴起和运转,背后就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六朝权臣使府,亦具一定的文馆色彩和政治斗争背景。此外,秘书省、著作局、史馆等国家常设机构,更是长期存在的正规文馆。这些文馆在汉隋政治社会上层存在长达六百多年,馆中所聚文人众多,其所从事的政治文化和文学活动也较为繁杂,对当时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长期以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馆阁在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树立起藏书机构、学术机构和文学中枢的集体印象,成为一个民族对于庙堂文学和京城文化的集体记忆。在人们心目中,馆阁不仅是高等官署的标志,更是特殊文化身份的标签。在统治者那里,馆阁作为御用的文化机构而存在,其人员、活动都带有御用性,其设置带有临时性,其创作具有规范性、美观性,却从不强调个性。历代官方的这种行为,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是必要的,对文学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
    从正面看,文馆是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起着培养人才、引导风气、催生文体等作用。
    首先,唐前文馆造就了一批馆阁作家。自汉至隋,文人担任过学士、秘书、东宫、王府官的占去大半,寒士所占的比重不大。这种一边倒式的作者构成,就是缘于先唐长期存在的贵族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显著特点就是根据门第高下授官,重要的文馆职官主要授予名门子弟,政治制度主要用来保障世族利益。由此,先唐各代有文化、能创作的,多是些出身高贵的殿阁学士、秘书著作,文馆则是这种制度在文化上的体现,学士是贵族文化观念在文学上的践行者。
    其次,唐前文馆引导了各朝的文坛风尚。文馆学士多出身华贵,崇尚清雅,一旦进入文馆,文学就会向雅丽的方向发展。古代自西汉以下,之所以每个朝代的文学都存在着由质朴到华丽的发展趋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馆的存在和学士的推动。易代之际王业草创,人心思治,帝王感于时势,一般都是提倡节俭,反对奢华,文馆也刚刚成立,未成气候。文学受此影响,一般都比较质朴。后来随着形势稳定,文馆也相继建立,并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学枢纽,文学在它的牵引之下,会向着雅丽、精致的方向发展。一旦新朝建立,旧的文学观念就会遭到批判,这时文学受新风气的影响,又会一度由丽返质。就这样,文学发展的趋势大体在质和文之间往复摆动,存在着代际变化,并和时运的交替对应。《文心雕龙·时序》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指的就是这一现象,对此加以文馆制度的考察,也有必要,毕竟文馆在唐前各代是一个关系到文学盛衰的关键部门。
    再次,唐前文馆是研究和推出新文体的主要场所。现在可以确证,唐前有近十种流行的文体都是源于文馆。《沧浪诗话·诗体》提到的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谢灵运体、徐庾体、宫体,源头都在唐前馆阁,代表人物则是其中学士。这些人学术文化水平较高,创作经验丰富,观念相近,朝夕相处,容易把审美观念转化为文学作品,并通过名流的评骘来向社会提倡,引起世人仿效,从而形成时代性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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