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乐府学述要(3)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2:11:06 《中国社会科学》(京)20 钱志熙 参加讨论
三、学说一：初盛唐诸家乐府学 唐诗体裁系统，实以近体为核心。古体与乐府体，都是隐然以流行的近体为敌国而故为复古之事。而且在诗歌理论方面，唐人有关近体者，多侧重在写作方面的具体问题，涉及宏观理论的不太多，而对于古体与古乐府，都有明确的理论主张。所以考察唐代诗学，乐府诗学实为一重镇。 如何解决拟乐府创作中的困境，其实是初唐诗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唐代首先对拟乐府的创作问题提出质疑的有前述卢照邻的《乐府杂诗序》。卢氏自身的创作，主要是沿袭齐梁赋题之法，但是他有感于侍御史贾君等人所作的咏九成宫的唱和乐府，提出“发挥新题”的主张，对沿袭古题的作法提出质疑。这其实反映了初唐时期拟乐府沿袭齐梁之体的困境。要摆脱这个困境，从逻辑上讲，只有三个出路。 第一个出路是放弃拟古题的作法，完全采用当代乐章的写作策略，倡导诗人们从拟古乐府转向当代雅俗乐曲乐章的写作。其实唐初诗人，每有新曲之作，如文德皇后长孙氏《春游曲》、长孙无忌《新曲二首》、杜易简《湘川新曲二首》。这些歌曲，与当时流行的燕乐曲调，应该都是能够谐合的，如长孙无忌的《新曲》就是采用三七体：“阿侬家住朝歌下，早传名。结伴来游淇水上，旧长情。玉珮金钿随步远，云罗雾縠逐风轻。转目机心悬自许，何须更待听琴声。”(27)完全是新声乐府的体制。南北朝以来，流行多种新声俗曲，隋唐之际的诗人多有模仿之作。在唐诗的发展方向上，到初唐时代，拟古乐府有被彻底放弃，让位于当代新声乐府的可能性。这当然也是解决拟乐府创作陈陈相因、缺乏创新性的一个途径。如果没有复古思想的发生，古题乐府将完全与近体合流，拟古乐府被最终放弃是完全可能的。第二个出路就是超越齐梁，恢复汉魏乐府的艺术传统与创作方法。这个出路正是后来李白所选择的，但在卢照邻的时代，这种思想显然尚未明确。第三个出路，就是采用拟歌曲的作法，摆脱旧题，自制新题。这就是贾侍御他们唱和新题乐府的方法。卢照邻富于预见性地肯定了这种创作方法，四杰的歌行，如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畴昔篇》、《帝京篇》其实也属于这一类。其在实践上的完全自觉，则是元白等人的新乐府理论与创作。但是，卢照邻所言“发挥新题”的贾侍御等的《乐府杂诗》，其所用体裁，因原作已佚，我们无从得知。从卢序的文意窥知，《乐府杂诗》是咏九成宫的唱和之作，其所用体裁，很可能是近体一类。之所以被称乐府，是因为这种咏皇宫的诗作，在当时多是为朝廷乐府采诗的预备。这样说来，卢氏所说的新题乐府，仍属新声乐府之类，与后来元白新题乐府之采用歌行与古体者不同。可见，卢照邻之批评拟乐府，不是因为其失去古题与古乐府的体制，而是在于题旨上的陈陈相因。这大概反映了初唐人对近体化的赋题乐府的态度。近体化的赋题乐府，与古乐府之间的唯一联系在于题。现在连古题也要放弃，这就等于完全地放弃了古乐府这一诗歌品种了。从这一点来说，以卢照邻为代表的主张“发挥新题”的乐府创作观，是以创新为主旨，而非主张复古。 稍后于卢照邻的吴兢，则从强调汉魏古题、古意的角度来批评齐梁以来的拟乐府。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所针对的正是齐梁以降拟乐府竞用赋题之法，写作上着重于发挥题面、流于咏物，而失去了汉魏乐府的古意。其序云： 乐府之兴，肇于汉魏。历代文士，篇咏实繁。或不睹本章，便断题取义。赠夫利涉，则述《公无渡河》；庆彼载诞，乃引《乌生八九子》；赋《雉斑》者，但美绣颈锦臆；歌《天马》者，唯叙骄驰乱蹋。类皆若兹，不可胜载。递相祖习(一作袭)，积用为常，欲令后生，何以取正？余顷因涉阅传记，用诸家文集，每有所得，辄疏记之。岁月积深，以成卷轴，向编次之，目为《古题要解》云尔。(28) 《新唐书·吴兢传》载吴兢武周末曾因魏元忠、朱敬则荐诏直史馆，修国史。后屡改官，至玄宗开元初，复任史职，最后于天宝初去世，年八十。(29)吴氏撰写《古题要解》，主要是利用其作为史官资料搜集上的便利，所以其成书，应该在武周末或开元初两次任史官时。无论是哪个时间，我们知道，正是唐乐府发展中面临歧路的时候。吴氏大量古题的搜罗与题解，对盛、中唐古乐府创作的复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吴兢所论的乐府古题，完全是一个文人拟作的系统，也反映了初盛唐之际诗人对乐府古题的基本观念。此时的乐府，完全是以题为重，所以除相和、铙歌、清商等入乐的古题之外，连一些并未入乐的如张衡《四愁诗》、王粲《七哀诗》、出自徐干《室思》的《自君之出矣》、孔融《离合诗》、《盆中诗》及《回文诗》、道里名诗、郡名诗、卦名诗、药名诗、歌曲名诗等都附于其后。可见唐人所拟古乐府，其范围比汉代的俗乐歌词要广得多。而且，在唐人拟乐府的观念中，“古题”的意义远大于“乐府”本身。在近体的创作系统形成之后，诗歌创作的基本方法趋于即景、即兴、即事，风格趋向于情景交融。这些表现，总的来说，是诗风渐趋于“凡近”。古题系统的存在，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抗衡日趋凡近的诗风，为诗人提供高古的想象。但是齐梁以降的乐府赋题化、近体化，使拟乐府创作与一般近体写作的界限越趋模糊。与之相对，新题渐起，乐府一体范围渐广，流别渐多，时人于新旧之际颇费考量，从而促成乐府之学的兴起。先是陈释智匠有《古今乐录》，至初盛唐之际，又有吴兢作《乐府古题要解》，乐府之学渐兴。其与隋唐之际的乐府创作风气，颇相呼应。卢照邻则有《乐府杂诗序》，于齐梁以降之文人拟乐府，颇有论衡，批评模拟积习，实为后来李白的“古乐府学”及元、白之新乐府学开了先声。 李白的古乐府创作，将唐乐府创作引回到复古、拟古的发展道路上，杜甫则通过“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作方法，开启了唐乐府向表现现实的方向发展。杜甫不仅以自己表现时事的新乐府创作启示元白一派，而且通过对元结新题乐府《舂陵行》的标榜，提出了他在诗学方面的一种倡导。其《同元使君舂陵行》的序和诗，肯定元结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与天子分忧，反映时事，知民疾苦，有汉良吏之风，在艺术上则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其中云：“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尝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30)这不仅是赞扬元结的创作精神，同时也是对自己那些反映时事诗歌的一种总结。其潜在的理论宗旨，在于提倡一种源自汉乐府的写实精神，而对齐梁以降吟赏光景、流连风物的诗风有所否定。但总的来说，李、杜的乐府学，主要在于实践上为后来者确立典范，理论上仍属引而未发的状态。 盛中唐之际的乐府学，元结是有意识建立理论、确立批评原则的一位。元结在乐府创作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破立主张。他对流连风物的赋题法的近体诗持否定态度： 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31) 元结所说的“指咏时物，会谐丝竹”，正是指作为当世乐章歌词的声诗。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声诗，主要是采用“拘限声病”的近体诗体裁。上面我们指出，唐人提倡古乐府是对源于齐梁的当世新声乐府的抵制，这在元结的上述批评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元结创作的主要作品如《系乐府十首》、《补乐歌》、《二风诗(十篇)》、《引极三首》、《演兴四首》、《系乐府十二首》、《漫歌八曲》、《舂陵行》、《贼退示官吏》，其性质都是拟古性质的新题乐府。乐府作为与近体对立的最重要的内涵，就是重题，而重题的实质则在于尚义。尚义不仅表现在内容上注重讽喻、政教、写实等特点，更重要的是在写作的方法上，与六朝以来流于即兴吟诗、注重情景、物色的写作方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对抗的。上述作品中，《系乐府》是以乐府名篇的，《舂陵行》也采用乐府的题目形式，《漫歌》等则用杂歌谣的体制，这些都是属于广义的拟乐府范围。但《补乐歌十首》是补“六代之乐”，《二风诗(十篇)》则以“风诗”名题，已经超出历来的文人乐府诗范围。因拟乐府而上溯到拟风诗，也是唐代复古诗学发展的一个支派，稍后于元结的顾况《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就属此类，其中《囝一章》因讽喻残酷的时事而成为唐诗的名篇。可见唐人乐府思想，原是与国风雅颂相通的。这是唐乐府不同于汉魏六朝乐府的一个重要内涵。从元结、顾况上述创作可以看出，他们的复古理想，是由汉魏六朝的“乐流”上溯到国风雅颂，是唐人古乐府中复古倾向表现得最彻底的一派。其所反映的基本思想，是对魏晋以降整个文人诗创作传统的否定，而齐梁以来的近体诗系统，更是其完全否定的对象。从李白与元结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唐乐府得以摆脱齐梁体制，成为唐诗体裁中一个重要的系统，复古诗学是最重要的理论支撑。无论古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都是复古思想的实现。在艺术形式上，古题较新题更为复古，但在思想方面，则新题是较古题更彻底的复古。 元结是唐人乐府学中首先明确标举“尚义”的一家，其《补乐歌十首·序》云： 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乐歌有其名，亡其辞，考之传记而义或存焉。呜呼！乐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后尽无古音。呜呼！乐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后遂无古辞。今国家追复纯古，列祠往帝，岁时荐享，则必作乐，而无云门、咸池、韶夏之声，故探其名义以补之。(32) 所谓“考之传记而义或存焉”、“探其名义以补之”，所强调都是古乐之义。具体到《补乐歌》中的作品，也都首标古义，如《网罟》“其义盖称伏羲能易人取禽兽之劳”，《丰年》“其义盖称神农教人种植之功”等都是这样。其中不无望文生义、曲为之说之处，如《云门》篇：“其义盖言云之出，润益万物，如帝之德，无所不施”，《九渊》“其义盖称少昊氏之德，渊然深远”，《六英》“其义盖称帝喾能总六合之英华”。(33)这种作法，其实仍是沿用齐梁以来流行的补古歌、赋题之法。乐重义，原是儒家的音乐思想之一，《礼记·乐记》记载子夏与魏文侯论古乐，就说古乐与新乐的不同，在于欣赏古乐，“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34)而新乐则只有单纯的娱乐功能。中唐乐府重义派，是在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也可以说是中唐儒学的组成部分。元结可谓其直接的开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