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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友权:新媒体与中国文艺学的转向(5)


    (二)文学生产场的转换改变了文艺学研究的理论秩序。新媒体文学生产是在数字媒介场域实施和完成的,形成了基于技术手段的文学生产方式。当然,新媒体创作与传统写作一样,也需要生活积淀、人性体察和艺术审美,也是一种精神生产和艺术创造,从这点上说,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因为使用媒介的差异、发布载体不同,特别是创作者文学态度和写作心境的迥然有别,新媒体的文学生产不仅在位置空间上发生了平台置换,创作者的身份选择和目标指向也发生了转变。于是,文学生产场的依存关系在此时出现了颠覆性重建,使新媒体创作方式与传统的文字表意有了很大的区别。例如:网上写作需要“以机换笔”,用键盘、鼠标和菜单确认打造“指头上的文学乾坤”和“空中的文字幽灵”;网络写作可以运用多媒体和超文本技术手段创造只能“活”在虚拟空间的文学艺术作品,它们解除了文学对“语言”这一媒介的依赖,创造了距“文学”更远、离“综合艺术”更近的作品形态;还有,网络写作虽沿袭传统的语言形态和表达方式,但大量“网语”或“火星文”的不断涌现,让许多了解汉语使用习惯的人对汉语网络作品感到了陌生。不仅如此,更有计算机程序设计的自动写作方式对“作家”身份发出挑战,让文学生产场变成机器作文、程序写诗的“试验场”。譬如,取名稻香居老农的网友设计的古典诗词“电脑作诗机”,可以根据点击的程序菜单让电脑自动创作五绝,五律,七绝,七律,排律,古风、藏头、对联等。其中有一首名为《山行》的古诗是这样的:
    万里空山草路深,三生蔓草印床尘;
    山栀越女横千古,野葛吴娃出四邻;
    帝里归来两度春,仙家夜向五侯门;
    千岩万剑休相隔,万壑千钧尚作尘。(20)这首“机器诗”与诗人作诗并无二致,以类似的程序写诗、写小说、编剧本的电脑软件,在我国已有不下百种并层出不穷,它颠覆的不仅是主体身份和作家地位,还有文艺学的逻各斯原点和文学研究的理论秩序,于是,文学生产场中关系要素的变化和理论秩序的调整,便构成了新媒体文艺学转向的一个重要维度。
    (三)文学知识场的转换修正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语法。这里所说的知识场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由多元知识系统组成的文学艺术“知识谱系”;二是知识图景的“理论构型”。前者是术语概念层面的知识,后者则属于学理结构层面的范畴。在新媒体语境中,这两类知识构成的文学知识场均出现大范围更新。从知识谱系层看,新媒体文艺学在原有的文艺美学及其相关学科,诸如美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知识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类新的知识内容:其一是传媒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类知识,诸如网站、数字化、多媒体、链接、比特、虚拟现实、赛博空间、BBS、博客、电子书,以及更专门化的如“打赏”、“催更”、“置顶”等,了解这些知识是进入新媒体的基础,不懂得它们甚至会被讥为“新文盲”。其二是新媒体文学艺术类知识,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网络音乐、电脑设计艺术、网络影视、数字动漫等不同数字艺术门类的专门知识。特别是新“网络语言”的大量涌现和时尚化翻新,让新媒体文学知识场时时唤起人们文化心态上的“落伍感”,所谓“三天不上网,秀才变文盲”,正是对这一知识场迅捷转换的形象表达。
    建立在知识谱系基础上的“知识图景”是文学知识场形而上的理论构型,或者说是基于知识谱系的理论样态和思想全景,即特定知识场所赖以形成的学术话语的关联体,它能为文艺学研究的知识生产提供观念范畴、价值标准和学理基础。沃尔夫冈·伊瑟尔在《怎样做理论》一书中说过,知识图景“具有图式的性质”,承载的是理论构型的一种整体样态。他进一步说:“如果理论框架是建构性的,则它实质上是加诸作品之上的一组坐标系以对其进行认知;如果它是操作性的,则是为了解释事物的生成过程而构造的一套网络结构。”(21)这样看来,假如说新媒体知识谱系是操作性的,是为了解释一个时代文艺生成过程而使用的知识性概念,那么,它的理论框架无疑将是整体建构性的,因为它在这次理论转向中不仅更新了文艺知识场的理论词汇,还改写了文艺学研究的学术语法,形成了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学术疆域和代际特色,从而启发我们在新的知识场中寻找新的基点和角度,以便重新建构新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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