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友权：新媒体与中国文艺学的转向(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1:11:36 《文学评论》2013年4期 欧阳友权 参加讨论
二新媒体与时代文学场的转换 文艺学研究者要化解由数字化媒体引发的理论变革带来的学科焦虑，还是要回到新媒体语境中寻找问题的症结，疏导理论转向的路径。我们知道，自希利斯·米勒在世纪之交提出“文学终结论”以来，对文学和文学理论有效性及其存在意义的质疑就一直争议不断。米勒根据电子时代文学形态的变化和文化研究转向的事实提出，在新的电信时代，文学可谓生不逢时。他说：“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有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由于这些科技产品的出现而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于是他得出结论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14)两年后，特里·伊格尔顿也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他的悲观心态，他在列举了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威廉斯、皮埃尔·布迪厄、雅克·德里达、杰姆逊和赛义德等一大批思想家纷纷逝去、退出历史的现象后，不无沉重地宣告：“文化理论”时代终结，世界进入“理论之后”(15)。 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和伊格尔顿的“理论终结说”，一个归因于电信时代的到来，一个喟叹于理论星群的退位，看起来均言之有故，不无道理。把二者的观点联系起来会发现，正是“电信王国”的兴起才真正开启了“理论之后”，但这并不是文学的终结或文学理论的消亡，而是文学转向对新媒体文学的开放，是“电信王国”对文艺理论转向的新的敞亮。面对“终结预言”，我们需要警醒的是：“无论文学还是文学研究，它是活着还是死去，并不一定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或大师故去)所决定，也未必取决于我们是一味乐观还是忧心忡忡，重要的是要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同时还有一种与时俱进、顺势变通的心态”(16)。事实证明，这些年来，电信王国势头强劲，文学却并未终结；文学非但没有终结，反而开辟了它在数字化世界新的生存空间，创生出新媒体文艺的生产方式；而一代思想家的离去和原有文化研究的衰落也没有导致理论终结，反而延伸出新的文化形态和理论范式，文艺研究在历经新批评、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性别、种族、性、地缘、生态、酷儿理论等理论风潮后，与信息技术一道成长的“后理论”时代又起于青萍之末，依托新媒体的蛛网覆盖，打造理论建构的新格局。尽管后起建构的新媒体文论与原来“大写”和“整一”的理论有着形态的区别和内涵的异质性，但依然彰显出面向文学新现实的理论有效性和一定程度的学理逻辑赓续性。 从“原子帝国”到“比特之境”(17)，是网络时代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中最根本的变化。在“后理论”建构的新格局中，基于这个变化了的传媒语境和文化生态，新媒体时代的文艺学转向突出表现为原有“文学场”的转换，米勒所说的“文学终结”究其实质就是文学场的转换，它构成了我们时代文艺学转向的背景。“场”或“场域”(Field)理论源于一种关系主义的哲学观，按照法国思想家布迪厄的说法，“场”即为“一系列可能性位置空间的动态集合”，或“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空间”(18)。文学场是文学行为所依托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空间，一切文学活动都必须在特定文学场进行，一定的文学场域限定了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底”逻辑关系与发展方向。我国当代文学场的转换，是改革开放的国情和世纪之交的文艺变迁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这一必然性与可能性相统一的“位置空间”的关系集合。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商业法则”对文化艺术领域的全方位浸透，不仅让许多固有的文论内容被“非语境化”了，而且形成了消费社会中人与社会生产、人与物质消费、人与大众传媒、人与精神存在的新的场域关联。不过助推这一改变、强化这一关联的正是传媒的力量。数字化新媒体出现后，加速了自足统一的文学场的解体，传媒强势的文化力量旋即渗透并覆盖了文学的全部场域，无孔不入的商业元素也借势介入甚至干预文艺生产，以商品逻辑的技术操控为组织原则，悄然打造出新媒体文学场，并以消解和启蒙的双重影响开启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文学场的理论转向。具体而言，这种理论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存在场的转换调整了文艺学研究对象的语境规则。自20世纪90年代在北美诞生了汉语网络文学以后，中国的文学存在场便出现了大范围的网络转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文学写作的海量“喷涌”，文学存在场的位置空间和权力关系均急遽变化。传统的纸笔书写、印刷文本、物质构型的文学承载体依然存在，但其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日渐被鼠标键盘的临屏书写和赛博空间的“比特符码”作品挤压，新媒体文学一步步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学中心，文艺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场域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时的文学研究，不仅要研究传统文学、经典文本，要解读《红楼梦》或莎士比亚，还要直面网络写手的运字如飞和超文本文学的多媒体链接，懂得欣赏麦克尔·乔伊斯的《下午，一个故事》或能与网友分享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不仅要敢于对不一样的作品、新奇的文学现象和更为复杂的文学问题进行追问，还要面对文学语境规则的重新洗牌——文学从“物理存在”转向“虚拟空间”、作品从“物质性存在”转向“数字化生存”后，带来的不只是媒介和载体的改变，还有时代文学场延伸出的新的解读对象，以及由新的解读对象规制的新的对象性语境关系。新媒体文学的存在场是一种马克·波斯特形容的“在主客体的边界上书写”。由于“荧光屏—客体与书写—主体合而为一，成为对整体性进行的令人不安的模拟”，因而电脑书写类似于一种“临界书写”，其主客两边都失去了它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形成时间的同一性和空间的脆弱性，这会“给笛卡尔二元论所代表的澄明而确定的世界带来些许含混”，因为“它颠覆了笛卡尔式主体对世界的期待，即世界由广延物体组成，它们是与精神完全不同的存在”(19)。从“场域”理论看，网络消除主客分立的“临界书写”，让文学的创作方式和传承载体发生了改变，形成了电脑网络与印刷文本的媒介易位，其所带来的是文学存在场的转换，即改变了文艺学研究所依凭的客观与主观、对象与主体、文本与创作等二元哲学分野，消弭了由于这种分野所指称的对象权力关系，并通过改写传统文学场中的这一核心语境规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学研究对象的逻辑着力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