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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论浩然的“自传体三部曲”(2)


    这里的“父亲”形象与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相似,如果说《骆驼祥子》“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了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 (《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249页)那么“父亲”的形象则除了没有“市民化”以外,则跟骆驼祥子是一样的,他们在旧社会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奋斗、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心灰意懒,经历了先是精神上,后是肉体上的灭亡。
    如果说《乐土》与《骆驼祥子》的“互文性”属于不期而遇,那么作为“自传体三部曲”,小说中写到作者的经历与体验,在他的另外一些小说中必然也会有所反映,将这些相似的人物与情节加以比较,不但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且能使我们了解作者的艺术构思与艺术处理,以及其他因素对作品的影响。
    上面我们写到了“父亲”的形象的“互文性”,接下来看“母亲”:“母亲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东西,盼望‘夫贵妻荣’,以便在亲友面前,特别是在故乡梁(夫家)苏(娘家)两族人的面前,显示出她高人一等,而不低人一头。在追求的路途中她屡遭失败,然而锐气不减;每失败一次,她的好强心非但不是削弱一次,反倒加强一次,以致于‘变本加厉’地发展到极端,变成了‘虚荣心’:什么都不怕,最怕让人瞧不起;什么不顾,也要面子!” (《乐土》204页)
    “母亲”对浩然有很深的影响,不仅幼时她讲的故事对浩然走上文学道路有着重要的因素,在浩然身上也继承了她不服输的精神,以及要做个“有正气,有志气”的人的信念。如果上面所说的还是童年最初的感悟,那么在他14岁母亲含恨而逝之后,每当遇到生命中的大事,他总是能想起母亲的教导,重新思考和面对人生。
    母亲对浩然的影响既然这么大,那么在《苍生》中,当我们看到“田大妈”这一形象时,就不难辨认出在她身上有着“母亲”的一些影子:“这位极平常的庄稼户的老太太,倒是个最热心肠、最爱脸面的人。可惜,用她自己自卑自怨的话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老头子是个语不惊人、貌不压众、窝窝囊囊的极平常的庄稼汉。儿子们同样是没特长、没本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所以不论赶上啥年月,上边的法令咋个变法,她家的日子总是‘盖上脑袋,露出屁股;顾了屁股,又顾不上脑袋’,过得紧紧巴巴,不能给她争光露脸。越是够不着挂在高枝儿上的枣儿,越是眼睛盯着馋得慌。她也就越发想在村里处处事事追上大流儿,最好拿个尖儿,而别落在后面,别让乡亲们耻笑,别让外姓人瞧不起。回头看看熬过来的多半辈子,她却是干了许多光彩的事情,也做了不少当时被认为露脸,过后一瞧不免有些荒唐的事情。”
    将上面的性格加以比较,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田大妈”与“母亲”的相似之处,但如果说浩然在“母亲”身上寄予了更多的感情因素,那么在“田大妈”身上则更多凝聚了浩然对历史、对社会的思考,“田大妈”是生活在80年代而因袭了多重历史负担的人。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有对传统文化和农村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反思,也有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各种政治运动负面影响的批判,她不仅具有阶级性,也具有民族性,浩然在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中描绘出了一个生动而丰富的人物。
    在“自传体三部曲”与浩然的其他小说中,有互文关系的还有很多,比如他在大刀剪营村工作时,发生了房东的童养媳偷着去上夜校的故事:“等到夜深人静,我们在教室里正上着课,他们果然瞧见搞鬼的‘坏人’又一次出现,从窗户的破洞往里边窥视,就扑了过去,喊叫着把捉住的人扭进教室。我跟教室里讲课和听课的人都被惊动,一齐迎到门口,借着灯光一看那个俘虏的样子,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被逮着的人是我们房东的那个童养媳妇,她穿着褴褛的衣服,小脸儿吓得焦黄,浑身发抖,一只手抓着几张我们平时废弃的办公纸,一只手捏着一根铅笔头。”(《圆梦》34页)这个故事,后来被写到了《金光大道》的“捉拿”和“渴望自由自在的人”两节里,在《金光大道》中,这个童养媳是富农分子冯少怀家里的(上面的童养媳是一个地主寡妇家里的),后来在高大泉和他的妻子吕瑞芬的帮助下,她取得了受教育的权力,并与外出回来的冯少怀的儿子喜生,一起在家庭内部跟冯少怀做斗争,成了革命群众中的一员。(见《金光大道》第四部460-479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