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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与文献研究的文本转型


    古典文学的研究以 “中国文学史”这个学科名称出现,是在20世纪初,但最终成为一门现代的学问,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了。这个学科的基本架构乃是“西化”的结果,其研究范式基本上采用了“西方视野”及其“问题方式”。当我们在描述《左传》《史记》的文学特点时,使用的往往是研究小说的套路,这对于传统文章学最为重视的史学文献来说,极为不妥。
    在“西化”的问题视野下,古典文学研究采取了一种“剥离式”的研究,即从整体的、连续的古代文明中,剥离出符合literature标准的“文学”各要素,然后重构这些被剥离出的“碎片”,形成连续性的文学问题和文学史。基于“剥离式”问题的方式,前贤更多地采取了纵向研究。由此,古典文学研究整体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具有历史感的线性研究。这与其问题方式的概念先行有关。因为需要首先界定什么是“文学”,哪些是好的作品,所以在材料的选择上,必然会以“文学”和“作品”为中心,挑拣并分离出不同时段的文学材料。那么,发现不同时段文学材料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当然,这种思路也有历代的诗文评作为传统资源。诗文评恰恰也是剥离式的思路,二者合拍,故与诗文评一致的“品鉴”思维也自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内在问题方式之一。这是“预设问题的研究”,而非“发现问题的研究”。因此,20世纪以来的主流古典文学研究,本质上是对本土文化的“选择性解释”。
    这种问题方式很容易造成以下结果:问题的简单化处理以及分析手段的匮乏。以“文学与经学”研究为例,当下的研究更多的是摘取某一时段内的文学材料和经学材料,分头陈述,从文献记载、文本细部寻找关联,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而一旦涉及经学问题,其研究深度又往往不及专业治经学者,更多的是采用经学史的“成说”或“常识”为基础,是相对浅层的经学研究。同时,因为经学材料和文学材料是从传世文献中剥离出来的,材料自我设限,所以二者的关联往往仅仅是人所共知、易知的那些方面,很少有学者能够有效地建立文学与经学的真正关联,更少有学者反思二者到底有无实质关联,这是分析手段匮乏的表现。有的研究,甚至一看题目就可大体预知结论。当然,上述情况并非学者学养问题,更多的是受到整个学科问题方式 “规范”的结果。我们习惯于按照“古典文学的方式”思考,习惯于“以作品为中心”,习惯于分享阅读经验和品鉴,习惯于简单的“关系研究”,习惯于分析各种技巧而非文化生态。上述种种问题,是这个学科自成熟之日起就留存下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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