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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杜老


    2015年10月9日晨,获悉杜润生老人去世的消息。尽管意识到,杜老寿过百岁,已得福报。可我乍一听到消息,还是阵阵难过,因为痛失一位胸怀豁达、真诚正直的忘年交。
    1985年,杜老率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那时,我在斯图加特Hohenheim大学读书。代表团在斯图加特停留两天,专门考察农户与合作社,我给杜老当了一阵子翻译。那时候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轰轰烈烈,担任农研室主任的杜老在国内外的影响也如日中天。可他跟我在汽车上闲聊时,不断地询问德国的农业经济问题,像个亲切好学的老教授。无论是与学者座谈,还是到农场与合作社企业考察,杜老对企业经营目标和运行规则的提问,总是令解答者先赞一声:“这是一个好问题!”当年,中国人清一色制服的拘谨形象在许多德国人心目中尚且挥之不去。杜老却是每日一套西服,或是浅咖色竖条,或是灰蓝色隐格,样式新颖,尺寸得当。与杜老交谈的德国教授们不仅敬佩他的改革作为,还欣赏他的儒雅举止和时尚着装。我把德方的评论告诉他,顺便开了一句玩笑:“没想到,您还引领时装新潮流呢!”杜老听了直乐。
    我的导师Reisch教授更是兴奋,因为杜老一行接受邀请去他家喝咖啡。Reisch教授把德国农业推广体系作为一个改革方案,热切地推荐给代表团。杜老当即给出一个智慧的回答:“就汤下面”。也就是说,中国人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改善现有制度,发挥现有资源潜力。德国人的方案虽然效率高,可惜一时还嫁接不了。这种回答既清晰地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又避免建议者尴尬。后来,Reisch教授在多个场合叙述这个故事,并用“就汤下面”这句话来赞扬中国人的智慧。
    后来,我跟留学时的好友提起杜老访德的故事,引来一阵赞许声。中科院力学所的朋友说,张劲夫和杜润生一直是他最崇敬的老干部。杜老在科学院工作时就给大家留下好印象,说话实在,很有水平。得悉杜老往生后,这位力学家还在电子邮件中回忆:“1965年,力学所是科学院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单位,杜润生代表科学院领导力学所的运动。运动初期,上面动员基层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各种各样的意见肯定不少。到后期,还有不少人对意见的处理不满。于是,他在总结发言中说‘万事只求差不多’,给不满意的同志消消气。就这句话,在文革中也成了他的罪状之一:毛主席说要完全、彻底,杜润生却说万事只求差不多,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嘛。”对此,中国农大的植物药学家赞道:“‘就汤下面’和‘万事只求差不多’的故事,体现了杜老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智慧。”
    1988年,我学成回国,与农研室的同行多有合作。但只在外事活动中遇到杜老,并未专门求见,因为知道他繁忙。1990年,听说农研室被解体,杜老的领导职务随之消除。我就打了个电话,约定时间去他办公室聊天。一进门,就见他春风满面地打招呼。既无失落之态,也无不平之气,而是兴致盎然地询问:最近去了什么地方,研究什么问题,有什么发现。待我逐一道来,杜老竟带着些许羡慕赞叹:“像你这样当个博士做做研究很有意义。”我当即回答:“您做的事情更有意义!农村改革提高了几亿农民的收入,也改善了城市的供应。每当我去早市买东西心里都会感谢您,以前想买花生瓜子都得等着过年发票排大队呢。”他微微笑道:“农村改革是邓小平邓大人的功劳!”我又强调:“那您主持具体工作了呀,谁不知道一号文件有多重要。”他抬手向上指了指:“邓大人是主帅,我们是小兵,没有他发话,好多难题都解决不了。”这番话让我对杜老肃然起敬:“无论怎么说,您为农民做了大好事,这辈子值了!”他听了目光一闪:“小朋友,谢谢你。以后常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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