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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述”的意义大于“作”(2)


    孔子的功绩是历史性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感慨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是对古文化“述而不作”的整理者。当然,在当时除了“六艺”,仍有大量的古文化资源,孔子同样有所留意,仅从《论语》中就可见到不少古谚语、古韵语、逸诗、不见于其他古籍的先贤时彦的名言,等等。
    如此看来,孔子“述”的意义更大于“作”。正如宋代朱熹所说:“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论语集注》卷四)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是“寓作于述”、“以述为作”(见匡亚明《孔子评传》第九章)。但是,我们切不可得鱼忘筌,也实在无须为“述而不作”“正名”,而孔子的“述而不作”不是大智大慧,又是什么?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历史需要孔子,也造就了孔子。孔子的“述而不作”,并未被奉为“信条”和“传统”,如果都严格恪守这个“信条”和“传统”不作任何阐发,哪有后世的代代名儒?再者说,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得快与慢,也另有其他因素。
    那么,孔子一生是否有所创立?当然有。例如,孔子对“仁”、“礼”、“中庸”学说的系统阐述,就有不少创建发明。孔子所作的《春秋》,更是充满了“微言大义”,不然,他何以会有“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之论?(《史记·孔子世家》)
    有人认为,“述”与“作”大致相当于当今的“知识”与“智慧”。这种说法用于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这句话,不大确切,甚至有些牵强。智慧与知识,既有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知识可以升华为智慧,但智慧并非全由知识中来。孔子的“述”,不等同于孟子所谓“掘井九轫而不及泉”;孔子的“作”,也并非老子的“为道”。
    关于知识与智慧,古人分别称之“知”与“智”。二者的区别,荀子有简明的阐述,其云:“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篇》)唐代杨倞注释说:“知之在人者,谓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谓所知能合于物也。”用现在的话来说,知识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结晶,包括人们已经认识到的经验知识和历史知识,而智慧则是基于知识又能超越知识的才能,这种才能必须能够体现和运用在具体的事物上,而这正是“言智必及事”。换言之,通常所说的知识,即可以学到的“硬知识”;而智慧,则是学不到的、更有价值的“软知识”。而这种“软知识”,才是创新、创作最为重要的素质。
    对于孔子及其所论,历代经学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已“修正”、涂饰得过多,以致面目全非,给后世研究平添了太多的迷雾。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要正本清源、回归到本真的孔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再也不要“六经注我”式的“修正”或涂饰。对孔子是这样,对于他的“述而不作”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智”。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