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入死话当年——访抗日战争时期的县委书记苏玉振同志(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4:11:17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吉明 参加讨论
“我的命就是人民群众救的” 说到这里，苏老感触颇深地说：那时候在鬼子据点夹缝里抗日，随时都有被抓、牺牲的危险。不要说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是老百姓给的，还要群众时时处处保护、掩护，我的命就是人民群众救的啊! 1941年6月间，我任霸县县委书记，因为反“扫荡”，加上固安县大队长是由霸县中队长提升的，我们很熟悉，也便于开展工作，我就和同志们来到固安县境内东湖庄一带游击区和敌人周旋。 日本鬼子很歹毒，为了消灭抗日力量，经常“扫荡”，往往是拂晓包围村庄，乘人正熟睡毫无准备之机，天一亮就突然进攻，搜捕抗日的八路军共产党，我们吃了不少亏。为了躲开敌人的拂晓包围，每当夜里两三点钟，游击队就到永定河边的大堤柳林行子里躲起来。因为头一天夜幕中我们和友军发生误会，双方都“砰砰、啪啪”开了枪，一喊话，才知道是自己人，幸好没造成伤亡。第二天又去躲情况，固安的日本鬼子顺着永定河大堤过来了，我们的哨兵和敌人的尖兵遭遇了。天还很暗，哨兵听见不远处有人。先问对方“口令”，对方未答即开枪了，由于头一天的误会，哨兵还以为是自己人，就喊“不要开枪，我们是33大队的! ”敌人一听，正要找八路军，枪越打越猛。这时天也蒙蒙亮了，一看日本鬼子的黄军装，“是敌人!”我脱口而出，“赶紧撤! ”当时情况万分紧急，必须迅速摆脱敌人，不能让敌人粘住。我手里提着盒子枪，猫着腰沿着大堤边飞快地跑，敌人的子弹不停地在身边“嗖嗖”地飞，我的胳膊受了伤也不觉疼。当摆脱了敌人的追赶，跑到安全地带时，通讯员郭凤池发现了：“你的胳膊上怎么流血了? ”一看才知道受了伤。 说到这里，苏老脱下短袖衫，只见他的右大臂后侧一个蚕豆大的伤疤，而距此约10公分处的右肩前侧却有一个酒杯大深深的疤坑，只有一层皮紧挨着肩头的骨头。他说，子弹从右大臂后侧进，从右肩前侧出，是炸子，侥幸没打断骨头。否则,不仅胳膊保不住，当时正是夏季七月，如果感染腐烂，说不定命也就完了。 当时县大队没有医生，大队长宋焕章把我交给区小队长刘庆山，刘从固安县城南关请来了医生蒋仲三。蒋医生看了伤说，只伤着骨膜，未伤骨头，不要紧，但因是炸子，伤口肌肉破碎，不好愈合，需要治疗一段时间，必须每天换一次药。 东湖庄村离敌固安县城十里路，开始蒋医生每天骑自行车来给我换药。找敌占区里的医生换药生死攸关，非同小可。从医生讲，他是私人诊所，如果鬼子知道是给八路军的县委书记治伤换药，就会立即把他抓起来杀头，倾刻家毁人亡；从我们这儿讲，也是很危险的，如果告诉鬼子有八路的县委书记负伤，一抓一个准，非丢了命不可。开头几天，蒋医生骑自行车出来，骗敌哨兵说下乡出诊。没几天，敌人搞强化治安，见骑自行车的就开枪，没收自行车。他只好步行十里路来为我换药。一来二去，我们认定蒋医生是爱国的，为了减轻蒋医生的疲劳，尽管离敌人据点近增加了生命危险，但我们还是转移到离固安县城仅有5里路的小西湖村。半个月后，我的伤基本痊愈，由于形势紧张，我又回到县大队。 最后，苏老满怀深情地说：“在我治伤期间，辗转住过两个村，离敌人远不过10里，近只有5里，那么多群众知道我养伤的地方，但我养伤近一个月，没有一个群众怕自己受牵连或为得可观的赏金而告密。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保护，我早就没命了。是蒋仲三医生冒着生命危险治好了我的伤，是人民群众不怕杀头，保护了我的安全。人民群众爱国炽情天地可鉴，救命之恩永生难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