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与新中国民间文艺学──基于1955年至1966年《民间文学》的考察(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4:11:54 中国社会科学网 毛巧晖 参加讨论
多民族民间文艺学格局的形成 1918年北大歌谣学运动开始，少数民族的民歌、谣谚、民间故事就被关注，但其重心是南方民族。《歌谣》周刊就已刊载了壮族民歌的文章，《民俗》周刊登过壮、瑶、毛男、彝等很多民族的民歌，并且掀起了研究《粤风》的高潮。20世纪30年代，学者从民族学的视野对赫哲等东北、西南的少数民族进行了研究，成果显著。[23]1903年，梁启超引入瑞士——德国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nation)一词。“少数民族”一词较早出现在孙中山的著作中，以及它学术梳理在相关著述中论述较多[24]，在此不再详述。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共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1928年7月29日)中进一步强调少数民族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并提议将民族问题列入第七次大会的议事日程，加入党纲。[25]中共不仅关注蒙、藏、回等人口较多少数民族，同时，也开始关注国内其他人口较少的民族，如“苗”、“黎”等，并认识到民族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对中共此时的民族政策做了最为系统的阐述。[26]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第一次讲到各民族权利平等、设置少数民族自己管理的委员会、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文化。[27]抗战胜利后，中共倡导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自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一直就很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伴随着第一次“文代会”，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文艺思想逐步处于核心，秧歌舞、秧歌剧被主流文学领域关注，民间文学特殊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被张扬。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的民族理论，中共积极推进从40年代就已确立的民族自治政策，在政治与文学等因素的共同建构中，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的良好契机。为了庆祝西藏的和平解放，刊出了“藏族民间文艺特辑”[28]，其中选录了藏族著名的故事《茶和盐的故事》和优秀民歌27首，同时刊登了周扬《继承民族文学艺术优良传统》。这是在学术期刊中第一次较为集中地出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以及理论研究。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初步规划”，同年8月相继组成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八个少数民族调查小组，于是各地的调查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 1955年4月《民间文学》创刊，其主办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积极参与少数民族调查。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组成联合调查采风组，由毛星带队，文学研究所有孙剑冰、青林，民间文艺研究会有李星华、陶阳和刘超参加，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他们调查的宗旨是“摸索总结调查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方法是要到从来没有人去过调查采录的地方去，既不与人重复，又可调查采录些独特的作品和摸索些新经验”。[29]此次调查采录工作成果显著，出版了《白族民歌集》[30]、《纳西族的歌》[31]等。同时，在同一时期《民间文学》发表了白族、纳西族民歌、民间故事等作品。《民间文学》从创刊几乎每期都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具体的数量与比例参见表一。从创刊号开始，她刊载出《一幅僮锦》[32](广西僮族民间故事)，后又改编为剧本，获得了全国电影优秀剧本奖，据该剧本拍摄的影片获1965年卡罗兹·发利第十二届国际电影节荣誉奖，影响颇大。其他诸如阿凡提故事、巴拉根仓故事、苗族古歌、梅葛、娥并与桑洛等都是这一时期被搜集，并在《民间文学》中发表，当时所发表文章除了涉及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彝族、瑶族、壮族、羌族、白族、纳西族、傣族、赫哲等。可以说，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搜集了大量阶级意识显著，反映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歌谣、民间故事、传说等。但另一方面搜集者也关注民间故事、传说、民歌与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关系，重视民歌与演唱者生活及生存情境的关系等。因此，《民间文学》不仅有故事，而且有民歌、谚语、有学术性。所以在文学界、艺术界以及国外的民间文学界，都有极好的影响。日本的君岛久子、加藤千代等都一致认为《民间文学》刊物是世界上少有的民间文学专门刊物，水平特高，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加藤千代编了一本《民间文学》分类目录，是日本中国民艺之会编印的，目前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民间文化阅览室”中。 表一 1955-1966年《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与研究比例表  总之，从1949-1966年《民间文学》刊发的文章以及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不再沿袭20世纪30-40年代的学术道路，逐步从民俗学、人类学领域剥离，转向文艺学的学术体系，同时在少数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的情境中，逐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多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格局。 “人民性”话语体系的构建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他指出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文学革命，无产阶级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现在要建设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宗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即“新民主主义文学”。[33]1942年，在《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规定了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周扬对《讲话》进一步阐释，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34]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代表解放区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发言，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35]，在今后的文艺工作中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以及新文艺的方向，就是《讲话》所规定的“人民的”方向。延安的文学精神扩展到全国文艺界，“人民性”成为文学艺术批评的基础概念。民间文艺本身是劳动人民的创作，钟敬文在“第一次文代会”作了《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的发言，他谈到“在整个难得的机会中，我要向诸位代表提出一个热诚的请求，请求大家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用毛泽东先生的话说，就是‘萌芽状态的文艺’)!”他们的“生活和心理也没有像压迫阶级所常有的那种空虚、荒唐和颓废。大体上它倒是比较正常，比较合理的。就因为这样，在文艺上反映出来的生活现象和思想感情趣味等，也往往显得真实，显得充沛和健康，不是一般文人创作能够相比。……真正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的创作跟小资产阶级的或流氓的知识分子的创作(都市间流行的某些小调、说书、曲本和通俗小说等)，在性质和意义上的差别，曾经有多少人注意到呢?”[36]可见民间文艺由于创作者、流传者与作家文艺的不同，契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人民文艺”之要求，逐步形成了民间文艺学的显性与核心话语即“人民性”。 “民间文学源头论”是20世纪50～60年代中期文学史的基本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民间文学主流论”、“民间文学正宗论”的偏至。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研究者也努力探析作为文学艺术共性的“人民性”。民间文学研究者特别强调民间文学是人民的口头创作，突出它与人民性的契合，并努力诠释其内涵。1955-1963年之间，《民间文学》杂志就这一问题刊发过苏联的人民口头创作理论与当时学界的相关研究，其中以克冰(连树声)《关于人民口头创作》的阐述作为详细。他将人民性表述为“人民口头创作跟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是紧密而直接地结合着的，是它们的直接放映，是劳动人民的魅力的生活伴侣，是他们的有益的教科书和恢复疲劳、增强健康精神的高尚娱乐品，是他们的锋利的斗争武器。所以人民口头创作表现着劳动人民的世界观，表现着他们的道德面貌、劳动和斗争，他们的‘憧憬和期望’(列宁语)，他们的美学趣味和观点。总之，它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反映着劳动人民的外在和内在的生活。这就是人民口头创作的人民性。”[37]他的思想一方面受到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国内文学艺术领域人民性探讨直接相关。人民性在20世纪50～60年代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我们说某某作品是富有人民性的，这应当是一个很高的评价。”[38]人民性成为文学作品艺术性的标准。民间文学领域特别强调民间文学作品的直接人民性，及其在人民性上的特殊优势，在具体的民间文学作品审美与批评中也经常使用“人民性”一词。钟敬文在1950年在纪念开国周年所作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已经开始用这一名词，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课程改名为“人民口头创作”，匡扶在《民间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将人民性作为专章进行阐释，思路是：从文学的人民性延伸出民间文学的人民性，指出民间文学的研究如何认识和发掘作品中的人民性。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使得民间文学更强调与“人民性”联系密切的“集体性”与“口头性”，研究围绕这两性展开，而对于民间文学的另外两个基本特质——“传承性”与“变异性”则忽略了。 总之，从《民间文学》刊发的理论文章与主要作品可以看出，民间文学领域以人民性为核心话语，民间文学理论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的对接与话语移植。这种名词、概念、理论术语的简单移植，造成了民间文学研究理论的简单化与作家文学化;同时也造成民间文艺学基本问题、基本理论与基本话语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偏差与错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