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一次写作进入尾声，无论短暂还是漫长，都有如释重负之感。然而，对黄河的书写，在划上最后一个句号后，感觉却依然如我书写的这条大河一样复杂而沉重，似乎还远远没有写完，永远没有尽头。
在采写以中国七大江河水系为线索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趁年富力强，还跑得动，把中国七大江河都单独写一本书，这也是我初步设想的“中华江河丛书”。在《命脉》中，黄河仅占一章的篇幅（约七万字），而以这么短暂的篇幅要描述出一条万里巨川的全貌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深入，才会深刻感觉到，黄河是一条最有个性、最有命运感的大河，更是一条最既错综复杂又变幻莫测的岁月长河。在关于江河水系的书写中，这也是一条让我难以描述的大河，几乎所有大小江河存在的问题及症结，在黄河身上都能找到。无论是从中华文化源流的主流意义看，还是从中国江河治理的现实出发，黄河，几乎是别无选择地摆在了第一位。
奔波于大河上下，最切身的感受就是自身的渺小和占有时空的局限，一个人要把一条万里长河从头到尾走一遍，还真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回顾近几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穿行于一条长河贯穿的峡谷、高原与平原间，虽是雪泥鸿爪，亦可立此存照，这也是对自我遗忘的一种抵抗。
那一次次长途跋涉的艰辛，说出来其实也没有多少意思，这么多年来，连我自己都感到迟钝和麻木了。江湖凶险，哪怕到了今天，很多地方依然是我难以抵达、无法逾越的大限，其凶险程度依然是致命的。2014年8月初，我抵达了黄河源区，登上青藏高原雪山冰川，高寒缺氧，头疼欲裂，狂风乍起，一场大雪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瞬间把我打入冰雪世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而同那些黄河源头的守望者相比，这短暂的经历又算得了什么？
有人说，一个人能走进这样的生命禁区，哪怕什么也没有干过也是一种牺牲，而在这样一个凶险之地，从一开始牺牲就成了最大的可能。我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这是一种奉献、牺牲、理想主义，只会让人感到矫情。但既然选择了报告文学，选择了“大河上下”，我就不能不来，抵达现场，这是对报告文学的一个起码要求，仅仅还只是第一步。有时候我也会琢磨自己，从《命脉》到《大河上下》，我一直是超负荷的劳动，而报告文学既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我这样在江湖中奔波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功利？一部这样的报告文学，投入的精力还有费用，最终获得的只是一点儿菲薄的收入，付出的却是收入的数倍，如此得不偿失的事情，如果没有别的东西来支撑，谁又会去干这种傻事？我承认，也许我就是这样一个傻子吧。从根子里追溯，这与我身为湘人或许也有某种关系，在潜移默化中我自小深受湖湘文化的浸染，追溯湖湘文化之源，一是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还可以加上一句“虽九死其犹未悔”；二是范文正公为我家乡的岳阳楼抒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虽不敢妄言自己“胸怀天下，忧国忧民”，但对自身遭际还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否则一切将无法进行下去。
诚如本书的命题，我书写的主题是黄河的命运，而黄河的命运背后，也是人类的命运。对江河的叙述是一种历史感和现场感很强的叙述，我对大河上下的追踪，最终都必须通过很多过来人的讲述来呈现，用他们各自的视角来呈现时空中的某个片段，从而构成一条大河、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在采访中我发现，人类一直处于可怕的遗忘状态，很多曾经铭心刻骨的记忆，却也日渐被时间遗忘，包括我自己，也进入了健忘的年岁，这也逼使我采取种种方式来抵抗遗忘，一路上边走边记，手机、相机、爱派、手提电脑全都变成了文字加影像的记录工具。我所做的这一切，其实也就是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的所谓的“保持社会记忆”，以此来“抵抗社会性的遗忘、集体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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