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而后发表自由体新诗，并结集《尝试集》发行，标志着中国自由体新诗宣告诞生，至今已达一百个年头了。回首百年中国诗坛，让人感慨万千！我们为产生了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艾青、贺敬之等杰出诗人而自豪，特别是为毛泽东把格律诗词创作推上新高峰而骄傲！与此同时，我们更是忧心忡忡！中国当代诗歌已陷入窘境。是让中国诗歌重新兴旺起来，还是任其衰败下去？这样一个十分严峻又十分紧迫的课题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禁不住要振臂高呼：救救中国诗歌！我们决不愿看到“诗国”桂冠逐渐变得黯然无光！
诗，是中国最早呈现的一种文学样式，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伟大创造。诗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是广大人民群众心灵的回响。而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诗总是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繁荣在这片沃土之上。诗从来就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品，而是人民大众的必需品。神州儿女世世代代都没有离开过诗，中华民族无愧于一个伟大的诗的民族！直到今天，诗仍然魂牵梦系着千家万户。我走访过许许多多城乡家庭，询问过各行各业为人父母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育儿高招”：教孩子读诗、背诗。这些孩子虽然还没有入学读书，居然能十分流利地背诵几首、十几首、几十首诗歌！这既让我无限惊喜，又让我无比惊愕：孩子们背诵的怎么没有一首是自由体新诗呀？！由此不难看出，不是人民群众远离中国诗歌，而是自由体新诗越来越远离人民群众！我问过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岗位职工，报刊上发表的新诗读过多少？他们的回答让我伤心极了：“这东西有什么读头！”我还问了不少著名诗人，他们也不读报刊上发表的那些新诗。联想起几十年前毛主席说过的话：给我几百大洋，我也不读新诗！这一切，使我陷入了思索的深渊里。我不得不惊呼一声：自由体新诗已经落到差不多被人民群众抛弃的地步，再这样写下去，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诗言志”。这是前人对中国诗歌本质的要求，也是中国诗歌的光荣传统。诗的取材，诗的境界，诗的意象，诗的情感，诗的语言等等，总追求志存高远，以满足中华民族的审美需求，从而给人以启迪，给人以鼓舞，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可是，想想多年来，许多自由体新诗为什么那么惹人生厌，首先是内容问题。这方面，人们最不满意的有四点。一是远离传统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许多自由体新诗中叙的事，描的境，抒的情，总是同现实生活和群众感受相距甚远。走进中国诗库看一看，任何历史时期的优秀诗篇，总是打上时代的烙印。唐代白居易就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可是，现在竟有人对新闻媒体上宣传了什么，诗词就反映了什么而作了尖锐的批评。这种错误的批评是不可接受的！二是内容平淡无味。诗是文学中的文学，必须情感浓郁，韵味十足，文字精炼，境界超越，词藻斑斓。可是，现在许多自由体新诗，读下去如喝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产生不了一丝一毫诗的感觉。这怎么能称得上文学意义上的诗呢？！三是诗意混沌，表达了什么，百思不得其解。当然，诗贵含蓄，诗忌浅露。古往今来，许许多多写得很含蓄的好诗，越读越觉得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千读不厌。可是，现在许多自由体新诗写得那么晦涩，那么费解，实在叫人读不下去。有位著名诗人告诉我，他找过一些诗作者，请本人阐述一下自己的诗作，结果让人哭笑不得！有位诗作者说，就这么写了，什么意思我也说不清楚！而这些诗人总洋洋得意，以为自己写出了内容深奥的好诗，你读不懂是你的水平问题。事到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有长叹一声：莫名其妙！四是有不少低俗语、下流话也入了诗。这些本来是说不出口的，竟然写在白纸上，发到报刊上，收进诗集里。诗，在中华民族的心灵里是非常圣洁的。他们这样做，是给中国诗歌泼污水，是任何一个对中国诗歌繁荣发展怀有强烈责任感的人所无法容忍的！我们要为中国诗歌增光添彩，决不可败坏中国诗歌的美好形象！
人民群众不喜欢、不接受自由体新诗，还因为诗的形式问题。几十年前，毛主席曾严肃地批评说：“现在的新诗不成型，谁去读那个新诗！”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既然叫诗，则必有诗的形式；否则，可另立专名，何必叫诗！”“七叶派”老诗人郑敏说：“新诗完全把诗的形式放弃了，诗写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散文化！”这些论述，都是击中要害的。汉字有显著的特点，汉语有鲜明的特色，而诗更是文字特别凝练的语言艺术，不是随便摆弄一下文字和词语就变成了诗的。当今许多自由体新诗，乱拆词语，乱凑诗行，叫人读了非常别扭，实在感觉不到美在哪里，越来越不像中国人心目中的诗了。有几位文学爱好者告诉我，他们实在不满意自由体新诗的写法。于是，试把分行的文字连成散文，读起来仍然觉得枯燥无味，蹩脚得很。形式上的另一个大问题，自由体新诗多不讲韵律。诗为韵文，必须押韵。外国人怎么写诗，我们暂且不去说他。中国人用中国字、中国语言，写诗给中国人看，必须遵照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做到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有强烈的吸引力、感染力。按照中国人的审美观点，诗不押韵，称不上诗。
针对自由体新诗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的问题，国学大师季羡林直言不讳地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季老先生凭着实情，说了实话，我完全赞同他的论断。这个论断，可能有些人难以接受，哪有什么办法呢，因为百年新诗创作尝试的结果就是这样，得出的结论也只能如此。当然，我们决不甘心于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现在，应当冷静地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我们都应当学习和借鉴。但不可以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而必须同自身的传统、自身的实际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为了在下一个百年岁月里，把中国诗歌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我们要认真权衡古诗词、新古体诗词、自由体新诗、新体诗歌、民歌这五者的利弊得失，一一吸取其长处，避开其短处，努力创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诗体。这一表述清楚地表明，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不光是诗的形式问题，更是诗的内容问题，是先进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广大诗人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扎根到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盛世生活中去，从而激发诗情，产生诗意，发现诗美，创作出时代气息浓烈、思想内涵精深、艺术表现精湛的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诗篇。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不仅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必然。中国诗歌已经走过三千余年光辉历程。从“诗经”到“楚辞”，再到“汉赋”、“六朝五言”，再到“近体诗”，再到“宋词”、“元曲”，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诗体变革，创造了一度又一度辉煌。自由体新诗写了一百年了，有不少是写得好的，但不敢说大多数是写得好的。特别是现在许多自由体新诗，我们读了只得摇头弃置，无法点头认可。百年新诗没有给中国诗歌创造新的辉煌。如果如此这般地再写一百年，恐怕也难有重大突破。是不是大家再回到写旧体格律诗词的老路上去呢？当然也是行不通的。中国诗坛只有诗体一变，才能面貌一新。2011年初，我和著名诗歌评论家丁国成，专门到北京一家医院看望我们十分尊敬的老诗人贺敬之，并就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他完全支持我们的想法。于是，2011年6月，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和中国社主义文艺学会《诗国》杂志社，在江苏省南通市联合召开了“中国·南通诗会”，全国各省、市、区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诗人、专家、学者近一百人出席。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这一命题，并就相关的若干基本问题形成共识。2013年初，江苏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范小青专门召开党组会议，讨论决定成立“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课题组”，并创办内刊《诗家》。课题组成立后，组织撰写了大量理论探讨文章和新诗体尝试性作品，在诗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回想当初，提出这一重大命题时，丁国成先生告诉我：“这是一个很犯忌的议题。当年著名诗人何其芳提出讨论诗的形式问题，被戴上搞形式主义的帽子，挨批了一通。”我们高兴地看到，公开地、大声疾呼地提出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已五年多时间过去了，谁也没有给谁戴帽子、打棍子。现在，倡导诗体变革的各方面环境是良好的。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时代重任，我们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来。当然，我们深深懂得，做起这件大事情，做成这篇大文章，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立竿见影，必须要有一个长时期的实践过程，必须团结奋斗。就当前来说，我有三点建议。一是各级作协和广大诗人要把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摆上议事日程。要努力造成一种浓烈的诗体变革的舆论氛围。历代诗体变革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我们拥有了。这样好的客观条件，正是我们这一代人进行诗体变革的优势。只要我们团结奋斗，我们没有理由办不成这件大事。二是广泛发动诗人、专家、学者和诗歌爱好者，进行诗体变革的理论研究。把这件事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在这场新的诗体变革中明确方向，少走弯路。这也是前人在变革诗体时没有做到的，也是无法做到的。2012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一文，提出了“将这项工作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建设研究项目，……进行研究攻关”的建议。为此文所作的编者按中说道：“我们在此刊文对中国新诗创作得失和新诗体构建进行探讨，同时欢迎广大读者来稿，对中国新诗创作和建设贡献真知灼见，以期重振诗歌雄风。”大家看了，非常振奋！我们期待《人民日报》引领大家把这件大事做下去，做到底！三是各级各类报刊要着意发表诗体变革的理论探讨文章和尝试之作及其有关评论文章，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对于窃取诗歌之名的“非诗”、“伪诗”、“劣诗”，要把好关，不要再提供阵地，散布恶劣影响。有不少青少年缺乏识别能力，容易遭受误导。我经常听到一些诗友告诉我，有些青少年看到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所谓诗，说：“这个东西就叫诗啊？我也能写！”所以，振兴诗坛，方方面面都有事可做。我坚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下一个百年里，我们中华民族就会登在中国诗歌的一个新的高峰上，喜盈五内，笑傲五洲！
2016年9月16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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