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较认真写作小说的时间并不很长，大概也就那么十来年。之前上学，当编辑，当然也琢磨过这事儿，但顶多算解闷，没进入职业状态。对小说体裁的趣味也比较单一，以中长篇为主，喜好完整的结构，或讲一囫囵的人，或讲一完整的事儿，没头没尾的东西总让我觉得别扭。哪怕写过几个短篇小说，基本也是情节饱满的类型，讲述有余，留白不足。从艺术能力上来看，这当然是缺陷，但也能理解为一种实诚。跟北方人做饭似的，好不好吃先不管，起码料足。
在年轻一辈作家中，我的创作题材可能算比较宽泛的，城市生活、特定职业、高新技术都写过。一开始当然以“我”为主，后来发现自己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又求诸于“人”，转而讲别人的故事。这也是很多作家经历过的转变。不过也有一个特殊趣味，喜欢写现实生活尤其是当下的现实生活。说白了，所讲的事儿越近越兴奋，远了反而束手束脚。以前觉得是我这人没什么生活积淀和历史感——就像大多数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一样，但后来觉得，恐怕还是写作上“求新”的动机所致。写作贵在对生活的新发现，没有宁可不写。别人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像从电线杆子上揪下一块别人沾上去的口香糖接着嚼一样恶心。而越是久远的话题，似乎越是难以发出新声，哪怕故意和“定论”反着来，考验的也是烙大饼的功夫，看着翻了个个儿，其实还是那张饼。眼前的事儿则不一样，现实如谜，我们往往不知道它的运行机理、来龙去脉，更难以对其做出判断——那恰恰又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所要求的——新东西往往就在其中了。
文学如攀登，在新路上攀登一寸，强于在老路上攀登一丈。当然所谓新，也有主次轻重的区别，在这方面我倒比较传统，举得形式上、语言上和风格上的新鲜，恐怕都不如人物形象的新鲜来得有力。有种说法把文学史比作画廊，这当然是简单化了，不过真能为这个画廊增添一个或几个新的形象，恐怕也是作家的殊荣。而新的人物形象注定无法凭空编造，只能向生活中寻找。
我们也得看到，在真实的世界里，人与人的价值是平等的，但在文学的世界，人物与人物的价值却不尽然相同——在特定的情境下，某些人物的命运天然地更能说明他或她所处的时代，另一些则只能说明他或她自己。如何找到新的、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并在小说中清晰而深刻地展现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对于我而言，这是创作中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特别能战斗》等一系列中篇小说，当然是对这个问题的个人解答。其中“北漂”陈金芳、道德感极强的技术天才安小男和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苗秀华虽无现实原型，但都是从近年来的社会变化中提炼而来。当读者表示“仿佛见过这样的人”或者“说的不就是我么”时，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值得窃喜的。
当然，鲜活是一码事，但鲜活从来不意味着复杂。而现代小说通常是复杂的，这归根结底来自于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当所写之事都是新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一切都来不及形成定论，然而我们又必须对新的、变化的、未及定论的生活给出自己的分析、梳理乃至于判断，这可能才是对作家的考验。作家是杂家，这种说法不仅是无所事事者的自谦，同时真需要具备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多方面的素养。捕捉人物形象考验的是作家的敏锐，那么分析现实考验的就是作家的思考能力。仅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我们也许不能保证所想的一定是对的，但要想在别人前面，我们也许不能保证所想的一定周全，但要尽量避免个人的自怨自艾。我最近的一篇小说《逍遥仙儿》的故事发生地在北京中关村，这里高知人群和城郊农民、本地人和外来者杂居一处，不同文化水平和生活认知之间的差异一定会产生矛盾，但是每一群体都有他们的不易、善良和操守，这正是他们在日后消除矛盾、和谐相处的基础。从“居民生态”入手去写城市变迁，在我看来能找到些许社会观察和社会分析的新意，也正是这个层面新意而不仅仅是王大莲、苏雅纹和“道爷”等等人物形象，构成了写完这篇小说的动力。
一定要拔高了说，对现实题材的关注，来自对现实生活的好奇与热情，而将这种好奇与热情升华，也许暗合了中国人特有的入世精神。因而我们也可以期许，现实题材创作包含着某种责任：如何认识今日中国，书写今日中国？又如何将中国与世界放在一起讨论？《漂洋过海来送你》思考的是近百年来中国和海外的关系变化：从1950年代的保家卫国到“北京人在纽约”那个年代的“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再到今天伴随着中国崛起而获得的另一种新的自信。小说中的一组人物形象是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灵感。当时我到埃及参加一个作品外文版的推广活动，发现同飞机的大多是到海外务工的中国工人，这启发我构思了何大梁和田谷多这一对师徒形象。他们来自中国的山村，学成技术之后却到世界各地修桥。与此同时，中国人面对的现实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世界问题。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入魂枪》讲述的是网瘾少年回归正常生活的艰难历程，我发现相当多的国外读者对类似题材感兴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的创作必将面对许多新课题，而这些课题很可能是世界课题。
比起层出不穷的文学新载体、新形式，“现实主义”或许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传统的创作理念。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创作理念的历史也并不长，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更不长——这就要上溯到“五四”新文学时期。“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让中国人的文学摆脱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转向关注普通人、小人物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文学常新，文学之新应该新在内涵而非载体上。同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丰沛的现实、多样的生活是对我而言最宝贵的创作资源。认识现实、改造现实是诸多人文学科的追求，而在这方面，我想文学也有着它不可替代的长处。
（作者单位：北京市文联老舍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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