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易康，1961年生，江苏兴化人。少年时代曾随父学习美术。1979年起从事教学工作，现执教于兴化市板桥初级中学，业余以读写自娱。2012年开始，先后在《上海文学》《大家》《山花》《滇池》《雨花》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及作品专辑。
我的家乡兴化，是个水乡，四面环水。从少年、青年时代起，我就梦想着离开这个地方。当这个梦想变得异常强烈的时候，我往往会来到县城的东门，一直走到河边码头，遥望茫茫河泽，渴盼着离开这个偏僻之地，远走高飞。一年四季中，我最不喜欢的是梅雨季节。父亲是个老肺病，梅雨季节的阴郁、潮湿、沉闷使得他非常难受，一到这个时令，他就埋怨不休。他的这种情绪无疑感染了我，所以当我无望地站在河边，一任连绵的雨丝淋湿我的衣裳时候，积郁已久烦闷几乎要将我击垮。所好的，我还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对文学的爱好。
我二十八岁的时候，父亲病故。在弥留之际，他开始记日记，记下每天的病情发展以及服药情况。在这些文字里，我能感受到是一个垂死之人，对生命无比的眷恋，以及在生命行将结束时的诸多遗憾。此后不久，我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感觉自己像是深陷泥沼，正在慢慢沉沦，而且即将被灰色所完全吞没。东门老街有一所旧教堂，周末的时候，我会走进去看教徒做礼拜，跟他们一起唱赞美诗，诵读经文，以获得短暂的宁静。但这毕竟短暂，更多的时间里，我依旧郁郁寡欢。期间，我在城东附近的一所初级中学执教，这是地方上公认的一所差学校。那些孩子的家庭大多处在社会的边缘，他们所收受到的管教要么太多，要么太少。因此，早恋、打架，甚至蹲派出所，并不鲜见。学校里的老师，主要精力不在教学，而在“维稳”。这样的工作环境，无疑使我的糟糕的心情雪上加霜。
为了不至于抑郁，我开始了在体育场的长跑。每天四千米以上的狂奔，消耗了我的精力和体力，因而不再去胡思乱想，但迷惘犹在。没过多久教堂就不去了，在那儿我找不到想要的东西，那儿更多的是对健康长寿、平安发达的祈求。我找不到依靠，找不到精神上的根本。结果是除了断断续续的阅读，就是一圈又一圈在体育场的奔跑，试图从奔跑中解脱什么。
接下来是老屋拆迁，买房。再接下来，孩子一天天长大，我注意力也渐渐地集中在孩子的学业上。然而阅读依旧，只是城东的河边去得越来越少。还记得，在刚住进新居后，我可以自由支配的零用钱少得可怜。我领着儿子隔街遥望对面的售报亭，那里的显目处摆放着《收获》《花城》《十月》《大家》……这些杂志里刊载着最渴望阅读的作家的作品，但我口袋里的钱，还不足以奢侈得去买这些刊物。
在经历了数不清的焦虑、烦恼和劳苦之后，儿子终于进了省城的一所高校读书，学的是我最不想他学的汉语言专业。尽管如此，我却可以暂时平静下来，将我的身体做一次大修，把我的思绪来一次盘点。期间，我又重新捡起我的文学梦，并将这些年的阅读、观察的感受遣之笔端。随着作品的发表，我有一点自信。我开始在灰色中抬起头，在茫茫的雾霭之中，不自量力地探寻起前方的路。
在再次阅读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之后，我竟然异想天开地试图用打乱时空的方式写一个久已深藏在自己心里的故事。由于是异想天开、不自量力，所以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说不啻是经历一场精神上的酷刑，加之适逢梅雨季节，我的心境灰暗到了极点。我觉得自己是在进行荒唐而又无望的实验，想得最多就是：这样的小说可能无法发表。这种想法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我不再顾忌什么，心随所愿地写下去，使之完全成为一次自顾自的运动，亦如我当初在体育场上所进行的长跑一样，一圈一圈地跑下去，直至精疲力尽。
苏中地区的梅雨季节潮湿、闷热。青草在闷热潮湿中氤氲，散发出的气息几乎令人窒息。天热，电脑开始发热发烫。我在痛苦写作的间隙，打开窗户凝望窗外的连绵不绝的雨水，青草的气味飘过来。不知是因为疲倦，还是因为对这种气味的敏感，我感到一阵头晕。我决定将这篇也许永远无法发表的小说，定名为《青草》。
《青草》的命运就像我制造它时所预想的那样，一次次投稿的结果是一次次的退稿。心灰意冷在所难免，对小说的意义也开始产生动摇。将稿子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我决定再做一次尝试，将它传给作家阿乙先生。那时我跟阿乙尚未谋面，所有的仅仅是在微博上的有限的交流。我给他的留言是：这个小说被多次退稿，烦请您扫描一下，如果您认为还行，那我再继续投；如果您觉得不行，我就推翻它，重新构造。令我万万没想到是，我不仅得到了阿乙先生的鼓励，而且他还将小说推荐给了我心仪已久的《花城》杂志。此后，又得陈崇正先生的指点，对小说进行了修改，终于得以刊行。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两位无私帮助和中肯的指点，《青草》就不存在了。
无须讳言，《青草》是我的精神自传，写的却是边缘人物。我之所以选择以这类人物作为小说的主角，是因为我对这个群体还不算熟悉。我不敢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害怕会因此失去本来就贫乏的想象力，干扰了对人物的判断，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能跟所写的人和事靠得太近，必须始终保持着观照的距离。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边缘人物，虽然像草一样不为人所瞩目，然而一旦疯长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甚至会左右社会乃至历史的发展走向——这注定是一个平凡而又特殊的群体。他们散发着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是本能是欲望，又是蓬勃的活力。
小说中缔结金兰的四兄弟和女主人公晓晓游走在社会的边缘，他们跟大家一样渴望寻求精神上的依托，并做出一定的探寻和选择：爱情、教会以及关羽崇拜。但最终这样的努力归于失败，一半是因为他们的性格使之然，另一半则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从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他们四兄弟中，操纵一切的是老大。他是核心，一个很物质的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讨生活的其他三个兄弟，想要脱离在外，而去寻求精神情感的层面的东西岂非荒唐。
在写四兄弟关系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想到《水浒》，想到宋江与李逵、林冲与李小二、石秀和杨雄、晁盖和劫取生辰纲的好汉们，他们之间的关系固然是所谓兄弟义气的典范。然而我不知道，一旦失去金钱财富的维系，或者换句话说，他们要为生计活命而头疼，他们的兄弟义气还会那般牢固吗，还会那般长久地维持下去吗？有时候，我甚至认为梁山好汉的追求其实很物质很功利。他们的理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是这种物质功利的体现——请恕我放肆。
既然古人是如此，那么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既希望被一个老大豢养着，有一个物质的依靠，同时又能在被圈定的范围之外的寻找精神情感，其结果不问可知。他们注定会像我当年站在东门的河边口那样迷惘、困惑、伤感，如果心有不服、试图逾规越矩就有可能遭受打击或者惩罚。
小说的写作，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享受。与之相比，阅读倒是件惬意的事。我一直试图将阅读的感受融入到小说的写作中，准确地说，就是将小说作为另一种读后感。《青草》中常提到的“二十五年”就是来自于《左传》的阅读思考。重耳在落难时，对自己的女人随口说出的“待我二十五年”，曾令我感慨：那些承诺不过是信口开河，而坚守则不过是无可奈何。《左传》以记军国大事为主，以宣扬“礼”为核心，既是如此，作者为何要加入这段与之不相干的叙述呢？这的确令人玩味。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羁绊着我们的不仅有赖以生存的物质方面的东西，还有“承诺”和“坚守”，它们和物质一样左右我们的生活，也许还有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变。
作为一个60后，我写作实在是太晚太晚。但我依旧心有不甘，依旧渴望在小说的创作上有所长进。小说的结构向来是我努力的方向，这无疑跟年轻时代的阅读有关：福克纳、鲁尔福、马尔克斯、略萨、纪德……我虽然愚钝，但对他们有所向往，所谓“虽不能至，心犹向往之”。我曾经认为现代主义的小说，从一定程度来讲就是一个时空有关的游戏。在《青草》中，我玩起了这种游戏。由于能力的原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结构上的混乱，但我依然企图在混乱中理出一些顺序，小说按“夏”、“秋”、“冬”、“春”的一节一节展开，每一节内部又从“现在”往“过去”反方向推进。同时，我努力将代表物质空间与代表精神的空间轮流出现。这样的努力难免有形式主义之嫌，但我希望能以此获得叙述上的自由度，能获得一定的释放。进而以这种形式的写作，摆脱束缚。
写到这儿，我不由得又想起我的父亲。他是我们这个小城里最早去外地接受新式教育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曾拜刘海粟、陈之佛、张玉良等大家为师，一度筹划出国留学，以谋求广阔一点的发展空间。但战争的困扰和生存的需要，使他不得不又回到了闭塞的家乡，承担起守护祖传下来的那点薄产的责任。在而后的若干年里，他一边为那些物质方面的东西而操心费力，一边无时无刻地不在做着走出去的美梦，一直到最后的时刻。我想，如果他能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做一个选择，舍弃其中之一，那他远不会活得那么累，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他的烦恼或许就是命运的惩罚。我永远都忘不了他在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节的自怨自艾，忘不了他那饱受精神折磨的忧郁的脸。
我拥有与父亲一样的烦恼。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通过文学来摆脱这种烦恼，希望在养家糊口的同时，偶有超然于物质以外的时候。但事实却像《青草》中的兄弟一样，一旦企图游离了物质这个“老大”，我便时不时地遭受到打击和惩罚。近年来，我虽然发表了一些小说，但依然身处文学的大门口之外。站在河边口遥望远方境况并没有改变。然而，我多么渴望通过文学摆脱羁绊，能够走上精神情感的自由之路，以实现两代人孜孜以求的梦想。所以，我不甘心只是遥望，必将尽我所能地逾越将我与远方隔开的河流，去寻找海市蜃楼般的胜景。
记于2016年的梅雨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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