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以前，阿乙是一名小镇警察，曾在出警时被老百姓扣留，这成为他的小说《情人节爆炸案》中的情节；后来，他成为北岛口中“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如今，医院屏幕上滚动的病人名字成为他小说主人公姓名的灵感来源；他也因为太容易“急火攻心”而卷入了微博上的一场论争。
阿乙，原名艾国柱。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毕业于警校。做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编辑。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随之逐渐进入国外媒体的视线。曾获《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奖项。
内容简介
小说讲述了一位少女与她的祖母如何在平常的市井家庭中相杀，最后分别离奇死去的故事。这种平庸的恶充分概括了中国家庭文化中的劣根性。在近几年的创作实践中，阿乙逐渐突破之前的小镇青年视角，对整个写作格局进行了拓展，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来审视中国普通民众的人格形态与思维逻辑，展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存状态。
作家谈
现在，我的选题还是非常阴暗的故事。比如把死神抓住，吊打一顿，准备处死死神，最后被一个老头放跑了，就因为我老是受到死神的威胁，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所以我就把他在文字里面打一顿再说，而且把他剥光了衣服打。北岛老师说：“我看你最近写的作品越来越瘆人，是不是跟你生病住院有关系？”我也不好否决，确实有一点点关系，他说得很对，我现在写的作品比过去要恐怖多了，特别阴森森，像面对黑色的森林一样，我自己看都会有这种感觉。
我在阿根廷的时候去了博尔赫斯常去的咖啡馆，那里留有他在那喝咖啡的照片和他的雕像。我那时候就想，当时这里有很多政客，博尔赫斯肯定也被迫跟政客打招呼，这些场面上的作品都已经速朽了，今天没有任何价值了，但是博尔赫斯的小说还是永恒的，光芒还在散射着，可一个真实的作品有什么意思呢？我写小说就是想让作品能活得久一点。我以前做了八九年新闻编辑，当时会为了起标题而开会，两三个小时才起一个标题，出街的第二天就没用了。我曾经很重视自己的版面，想让版面被更多人看，后来发现连我自己都不看昨天的报纸，那付出这么多有什么意思？所以后来我就去写作了。
《肥鸭》
选自《情史失踪者》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样一件恐怖的事情发生后，死者张瑞娟已被火化多日（有人说她被推进炉膛时整个人还处于俯卧姿态，工人持尖刀熟练地戳破她的尸身，而后提起一桶柴油，晃荡着浇洒在上边），人们记住的还是她作为小女孩被祖母驱赶回家的场面：后者像鬻牛者一样，手持秃了尾的鞭子，每隔数步抽打一次前者的后臀，而前者总是在挨上这一鞭时龇牙咧嘴，猛然抖直身体。鞭笞并不因为女孩表现出顺从的态度而有所减少。起码有四年，鸡公岭的邻舍都习惯在正午或傍晚，听见这自远而近、重复发出的啪的声响。他们甚至能凭借声响猜出鞭梢在空中甩出了多大的弧线。鞭打并不让老妪感到轻松，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次她眼见着要听命于慵懒与疲惫，准备放弃这一行动，然而为儿子管教好孽障的责任感又促使她振作起来。有时人们能听出鞭打其实是源自老妪内心丑陋的欲念，有时能听出是她在报复从前孙女对她的无礼（在细老张没有明确她的管辖权之前，做孙女的总是将自己视为与生俱来的城里人，带着对乡下人的嘲讽，毫不示弱地与她争辩），有时又什么深意都听不出来，只听见鞭打本身，就像它是一项古老的、需要人去服从的风俗（譬如人类鞭打牲畜，地主鞭打在田里工作的农奴），就像下雨。雨季来了，开始连续十几天地下雨，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下雨，为什么不下。鞭打的声音猝然停息时，人们甚至惶恐（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很重要的惶恐）。有的人走出去，看鞭子为什么不继续落在少女身上。“我在喝口水啊。”老妪说。她并非要解答对方的疑问，而只是作为一名闯入县城的不识丁的农妇，向当地人积极解释自己的行为。喝得差不多了，这名解差就会摁好盖子，重新背起塑料斜挎水壶，赶着孙女上路。有时，身为祖母的她也会扯着少女那自其父亲处继承下来的易于撕扯的耳朵，一路扯回家。血滴在路上，少女偏着头，双手紧抓老者行凶的手臂，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声：“我姨，我姨，我姨啊。”（只有在此时她才会采用“姨”这种方言里对妈妈的称呼。多数时，她对自己的妈妈沉默，她没办法叫不会普通话的后者为“妈”，也没办法说服自己叫对方为“姨”，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等于是向众人暴露自己丑陋而惊心的出身。）
“你这样会把你孙女的耳鼓撕落啊。”有时人们会停止打毛线，忧心忡忡地提醒。
“撕不落的。”张婆说。
“你看她就像猴子一样紧紧扒在我身上。”接着，她补充道。
－2－
瑞娟一旦回家，张婆就会走里边闩好门。有时只见张婆一人出来，走外边拉上黑色的栓条，将之插入插孔，然后去打牌（在乡下，她只会打老牌，然而一到县城，也就看了两把，她就学会了麻将）。房屋深处时常传来女孩凄厉的喊叫。张婆是古怪而细致的行刑者，为了显示决心，她特意去停车场让小客司机帮她从乡下带回那支沾染过她十个孩子鲜血的由硬芒编制成的炊帚。那原本是用来洗锅、刷灶，以及清扫桌面积尘的。有时的夏日，餐桌上放着一只阻隔苍蝇的绿色纱罩，纱罩外就放着这把扎得很紧的炊帚。它将她的十个儿子，如今则是孙女，抽打得浑身伤痕，一道一道，像是耙子耙过的。有时她使用一根短棍，照着少女小腿迎面骨不停攻击。人们时常听见老妪那烦躁、急切，然而又不厌其烦的对孙女的教育：
“你今天必须认错——不认错就不许吃饭——就不许离开这里半步——就一直 站 着——站 到 明 日 早 上——听 到没——长耳鼓听到没——我叫你认错呢——别装可怜——别叫你姨——你跟你姨一个样——快点认错——听到没——别用我听不懂的话骗我——说我听得懂的话——晓得呗——别像蚊子那样说——别想就这么蒙混过去——你在说什么——大声点——我听不见——你这该死的我听不见听不见！”
惩罚结束后，瑞娟有时愤怒不过，会扑在床上啜泣（并睡着），有时被迫去摇水。在羞愤中，她摇动水泵的手柄，这么干摇五六次，才醒悟过来，从水缸的存水里舀出一大瓢喂进内壁长着绿苔的水泵，让皮碗吃进去，并马上摇动手柄，这样，水才会从地底深处被抽上来。完成这道工序需要精神上的专注，因此瑞娟总是在干完这事，看着银光闪闪的水哗哗地冲进水缸后，才继续自己的哭泣。还有时，少女像是中蛊，热情而激动地奔跑着，找到仿佛阔别多日的祖母，俯伏在地，悲伤地喊：
“婆，我错了，我知道错了。”
她双手紧握祖母的小腿，嘴唇颤抖，口齿大开，上气不接下气。有时猛咳起来，因而不得不急速地捶胸。她就这样不知羞耻地任自己在地上滚出一身灰，可怕地忏悔着。然后就像领到一张抵用券，她走出家门，对着路边停着的车那白得发亮的车窗端详自己，处理掉受辱的痕迹，找到在人工湖边上站立的密友，一起聊起天来。在父母、祖母面前，她谨小慎微，不爱说话，有时十个字吃掉五个字。在这些年龄相若的同学面前，她却表现得出奇的聒噪，从她嘴里不断冒出俗谚俚语，以及男生才会使用的尽是攻击女人生殖器的脏话。她妈的瘪，肥鸭总是这样说，那些同伴后来在回忆生前的她时这样说，或者，戳你姨的老瘪。她们总是三个人或四个人围成一圈，大肆评议周边的人事。这种像是由几条鬣狗举行的宗教聚会仪式总是让我忧伤。我记得我在瑞昌市（是个县级市，我上次在小说里写成“瑞昌县”，有本乡读者专门来函要求更正：请记住我们是一个市，不要自轻自贱）生活时，总是能遇见这样的群党，有时她们还会抱着婴儿加入。她们三四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地围拢在一起，用手遮挡着嘴巴畅谈。有时一天过去她们还在那儿。有时一年过去还在。有时六七十年过去，人都白发苍苍了，她们还在。这是她们的日课，是对荒凉生活的一种抵抗。
－3－
有一天，张瑞娟自初中毕业了。别人是十六岁毕业，她是十七岁。她没去看中考成绩，细老张也懒得问（难道这不是已经注定的事情吗，能好到哪儿去呢），倒是她的班主任，总是不安（就像顽童无法容忍地上还有一颗引线完好未被引爆的鞭炮）。她致电细老张：
“你女儿考了126分。”
“126分？”
“对啊，总分126分。”
“她考126分不要紧，只要她弟弟能考621分。”以后，在向人转述此事时，细老张展露出他毕生仅见的幽默一面。他仿佛早就在等这一天，在距鸡公岭不远、就在一中前边的求知路，给女儿赁下一处门面，挂上广告设计中心的牌子，干打字复印的活儿。“打字你总会吧？”他说。“打字我会。”他的女儿说。这一年，他的母亲张婆摁了一下浮肿的小腿肚，发现凹陷下去的地方许久没有复原，因此就当着他的面再摁一次。“我再也做不得事啊。”她说出心中早已准备的话。城里人到她这年纪早退休了，万事不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享受子女的供养。为了得到近似于他们的待遇，她预支出自己进城的前六年，照顾瑞娟饮食（虽则一天只做一顿午饭，早晚都是吃剩的）。她认为自己做得可以了。现在无论怎样，都轮到自己享清福了，就像歌里唱的：你太累了，也该歇歇啦。她睁着那迎风就会流泪的通红的眼睛，紧抿嘴唇，脑子里准备好迎击的话，看着自己第七个也是最软弱的一个儿子。后者闭上眼，思考片刻，做出连神几乎都要称妙的决定：
“从今往后，瑞娟就给你煮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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