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日常生活，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非日常生活。按我们的理解，日常生活就是和社会生活相对应的，但诗歌中的日常生活是不是就是意味着绝然区别于社会生活呢？我觉得谈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厘清诗人在这个问题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日常生活大量进入诗歌或者说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要性在诗歌中的彰显，是新世纪以来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日常生活进入诗歌却不是新世纪以来诗歌特有的现象。它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第三代诗人如韩东、于坚等的一些诗歌中就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只不过在当时诗歌写作的多元格局中没有被系统地总结或者说理论阐释，而实际上，诗人开始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诗人们所处时代主流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化以及个人普遍遭遇密切相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个蕴藏着巨大活力与生命力的年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涌入，作家诗人画家对现代派和实验探索的热衷，文学和绘画对传统的反叛不仅走在文艺界与思想界的前面，而且走在整个时代的前面。在这个时期，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束缚，获得了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但随着一些作家诗人的不断精英化和经济上改革开放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诗人们对那些承载着过多思想观念的理性化文学艺术作品开始慢慢地有了警觉，反过来开始关注个体生命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它体现的是诗人们对诗歌创新发展的一种敏锐直觉。
新世纪以来，诗歌几近全面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和诗人们所处时代的变化以及个人生存状态密切相关。但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同的是，它应对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信息全球化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由于社会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和网络媒体的集约化，人们日常生活的实体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虚拟空间变得越来越宽广，因此，如何表达个人生活的丰富性就成了诗人们抵御社会生活日益模式化的一种最好方式。
人们谈到日常生活时，经常会谈到法国当代思想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一书，认为日常生活是人们经常从事的琐碎的、普通的具有个人独特性的活动，表现在各种个人化的活动领域和生活关系当中，包括生产劳动、消费娱乐方式、婚姻家庭两性关系、人际交往等等，将它与社会生活区别开来。哲学研究的条分缕析会有助于我们对某些概念的认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新世纪以来诗歌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回归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它不仅关注个人当下的日常生活，还更多关注作为个体生命曾经有过的日常生活经验，这其实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
有人说，这说明诗人处理当下日常生活的无力，这也许不无道理——因为当下个体生命与现实贴得太近，缺乏必要的沉淀，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对其中一些事物或现象作出准确的认知和判断，即使有也容易流于表面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深层次方面的原因恐怕还是受制于社会政治思想观念，以及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背后，个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焦虑和不适感。
诗人李少君在《诗歌，在重回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文中曾对此作过一个温和的解释，他说：“当代社会正进入一个解决温饱之后开始追求安心的阶段。这是一个传统观念分化、价值观念日趋多元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们希望重塑新的精神价值的时代。……各种新现象新事物纷纷涌现，人们无法迅速适应，一方面紧张、焦虑、忙碌，另一方面又茫然不知所措……而诗歌正好可以承担特殊的安心的作用，比如个人情感的抒发、心灵的寄托与相互慰藉、个体精神的救赎、超越性意义的追求。”
避开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不谈，单就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来说，可以说李少君确实准确地指出了诗歌为什么在新世纪回归人们日常生活这一事实。这种紧张、焦虑、迷惘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们的出行，从前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换乘各种交通工具，在出发地到目的地之间，由于途中会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可以使我们有时间接触更多的人和事，了解更多地方的风土人情；而现在，由于可以精准预知的旅程和出行工具的高效，人们直奔目的地而去，沿途风景一闪而过，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网络购物的出现，人们足不出户可以买遍天下，购物变得方便快捷了，但代之而来的是实体商店的消亡乃至一条繁华商业大街的消失，以及从前那种休闲式的逛街乐趣不复存在。甚至包括工业机械化对人的取代，农业的机械化作业和各种化学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都带给人们一种强烈的不适不安感。
因此，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如何消除自己与现实的这种紧张关系和不适感，退回个体当下日常生活和不断书写曾经有过的日常生活经验就成了他们不可回避的选择。
但诗歌中的日常生活是不是就意味着截然区别于社会生活呢？如果我们将它和社会生活对立起来，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当我们谈论诗歌中的日常生活时，我们其实是在谈论诗歌的题材或者说诗歌的经验表现领域。诗歌的题材或经验表现领域确实有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社会生活）两种，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当我们谈论它们的时候，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从文本中抽离出来的，对于一首优秀的诗歌来说，其题材或经验表现领域很难说有绝对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之分。
诗人是被自己的观察充满着的个人，他的诗歌要展现他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立性，但与此同时，又没有哪一个诗人能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生活与写作。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区和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人，他既是个人又是社会中的一员，社会必然要进入他的创作。他可以反对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可以尽力去抵制社会环境的影响，但社会环境对一位诗人的影响永远不会消失。诗人们更多关注当下日常生活和作为个体生命曾经有过的日常生活经验，表明的正是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抵抗。艾略特曾经说过，诗人在创作时，似乎绝然遗世独立，不考虑任何社会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个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不可能抱有支撑着他创作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诗歌就是诗人个体生命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
所以，当我们谈论诗歌中的日常生活时要保持必要的警惕，要避免无限放大日常生活在诗歌写作中的重要性。人们常常把诗歌分为表现个人生活和表现社会生活两大类，但它们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表现社会生活的诗歌不一定就不是好的诗歌，表现个人日常生活的诗歌也不一定就优于表现社会生活的诗歌。不仅如此，一个优秀的诗歌写作者最为清晰的面目往往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处理上浸透着个人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精准而敏锐的把握。也就是说，诗歌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有着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
关于这一点，其实很多写作者和评论家都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天涯论坛在2012年曾有过一个“诗歌，离日常生活有多远”的讨论，诗人庞培就说：“我觉得问诗歌离生活有多远，就像在问吃饭离生活有多远一样。因为对具体写作的诗人来说，诗歌有时候就相当于日常的吃喝拉撒。它是语言的生理，而不是别的。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存在。……如果问题成立，也最好把提问顺序倒过来：生活离诗歌有多远？那么就切入到了当代所谓的社会现实层面：我们的生活离诗歌究竟有多远？一名诗人如何来把他的生活经验提炼成诗？”——“把提问顺序倒过来”，问“生活离诗歌有多远”，让诗歌“切入到了当代所谓的社会现实层面”，这其实是强调诗歌中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密不可分的关系。
小说家余华也看到了日常生活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他在《文学让我理解“日常生活”》一文中的话可能更值得我们思考：“和文学相对应的，又有什么东西能像文学一样包罗万象呢？那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假如我们的每一个‘每天’都延续起来，那么政治、军事、历史等都会在其中，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关注日常生活的人，我只要把我认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日常生活写出来，那么政治评论家就能从中看到政治，历史学家能得到历史学的东西，社会学家可以窥见中国的各种社会形态。”诗歌和小说承载的东西可能会有差别，他认为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应该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日常生活”，并寄希望从中能够看到历史、政治和各种社会形态，我想余华不外乎说即使是日常生活，也要体现出写作者对社会历史的观照和洞察。
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到本文的开头，我认为厘清一个诗人在诗歌的日常生活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可能比谈论诗歌中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书写陷入琐碎、浮泛，流于平面化和庸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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