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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戈涅的辉煌之美(3)


    三 定义欲望的新视线:美
    如拉康所说,我们在《安提戈涅》这出悲剧中看到的就是安提戈涅。为什么?因为“文本之中”的安提戈涅具有一种“不可摧毁”的美。虽然她不幸的身世让她焚心似火,虽然克瑞翁的统治让她虽生犹死,虽然未尝婚姻之幸福就要被活埋石室让她肝肠寸断,但只要她登场出现,安提戈涅永远光芒四射,美若天人。就此而言,拉康说安提戈涅与萨德笔下的那些受害者具有同样的本质,她们对所有施加给她们的痛苦和折磨都具有免疫力或者消解力。那么安提戈涅为何能够消解一切施加于她的折磨呢?因为对索福克勒斯和观众来说,她已经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被净化成一个纯粹的能指——美。拉康说:“这种消解力与安提戈涅的美有关。它与安提戈涅的美以及它在两个以象征符号区分开来的领域中占据的居间位置有关。毫无疑问,她的光芒就来自这个位置,所有对美真正有所言说的人都不会忽略这种光芒。”[33]安提戈涅的美之所以璀璨夺目而且不可摧毁,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物的致命诱惑下,在快感的强烈驱动下,安提戈涅已经走到了象征秩序的极限,站到了象征界与实在界的分界线上。一切现实的利害,哪怕是生死攸关的利害,都已经绝不出现在她的考虑之内。对生死利害毫无计较的安提戈涅已经不是一个常人,而是一个纯粹的能指,这个能指就是“美”。安提戈涅就是美,再无其他。“安提戈涅不可抗拒的美就来自这里。说得更加有力一些,她被化简为这种不可侵犯的美(即这个能指),这种美之所以美而且迷人,正是因为她身上一切真实的东西都被压抑和镇压到了这个能指之下。”[34]
    基泽尔指出,虽然安提戈涅的美与萨德式的受害者相同,但它的作用却不同。通过崇拜其受害者的美,萨德笔下的虐待狂沉湎于这种幻觉:他打败了所有欠缺,他的全部生存都是纯粹的快感。但安提戈涅则相反,她不是让我们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无所欠缺的世界,而是让我们遭遇存在的欠缺,象征秩序的欠缺,让我们直面能指根本意义上的无能。正是象征秩序本质性的欠缺或能指固有的无能,导致安提戈涅去追求那个一旦拥有就会彻底毁灭她的物。拉康说,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意思是说,人总是从大他者(语言)提供的能指去获得满足,并从这种满足中去体验幸福。然而欲望虽然由语言或者象征切割而生成,却有一种突破语言的内在要求。当大他者提供的能指不能满足主体的欲望时,主体将突破语言或能指去寻求那可以一劳永逸彻底填补其欠缺的物。当此之时,欲望将不再是大他者的欲望,而是升华成了死亡驱力。安提戈涅的美就来自这一超越了欲望的欲望,这一突破了语言的死亡驱力。正如查尔斯·弗理兰所说:“她是死亡驱力的形象,是伴随死亡驱力而来的快感的形象。安提戈涅在象征领域内部标示出了一个超越象征界的形象;她是一个欲望,拉康评论说,一个‘纯而又纯的死亡欲望本身’。拉康正是根据这个定义了她那种美所焕发的光华。”[35]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作用就在于净化经由悲剧主角的毁灭所激发的怜悯与恐惧,从而让人有所敬畏,并最终获得幸福。但拉康认为,悲剧中的净化不是让人为了幸福而净化自己真实的欲望,而是将一切压抑真实欲望的利害计较净化掉。拉康说:“我们就欲望特别谈及的这一切使我们能够为理解悲剧的意义带来新的元素,尤其是借助净化作用启发的示范方法——当然还有一些更直接的方法。事实上,《安提戈涅》为我们揭示了定义欲望的新视线。”[36]以前,拉康将欲望定义为大他者的欲望,这种欲望借助语言在象征秩序内运转;现在,他提供了一道定义欲望的新视线,根据这道新视线,纯粹的欲望已经不是大他者的欲望,而是突破语言、超越象征秩序的死亡欲望。安提戈涅就是这种纯粹欲望的化身,她绝不会因为生死祸福而在自己的欲望问题上让步。正如齐泽克所说:“安提戈涅总是走到极限,‘不在欲望问题上让步’,在其对‘死亡本能’的坚持中,在其向死而生中,她冷酷得令人可怕,没有日常的感情和思虑、激情以及恐惧。换句话说,正是安提戈涅本人,必然在我们这些充满了怜悯、同情心的造物身上唤起这样的问题——‘她究竟想要干什么?’这个问题排除了对她进行任何认同的可能性。”[37]
    作为一出伟大的悲剧,《安提戈涅》的意义是开放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拉康还是认为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解释难以令人满意。除了时代和理论双方面的局限,拉康认为,这些误解与这出悲剧本身的面相密切相关,因为这个悲剧文本就像荷尔拜因(Hans Holbein)的绘画作品《大使们》(The Ambassadors)一样,是一个失真形象(anamorphosis)。正如从正常的视角出发,观者无法辨识画面前方倾斜的那个图形是什么,从普通理性出发,解释者也无法真正理解安提戈涅的特质,无法理解作为死亡欲望之化身的安提戈涅,以及她那由此而来的不可摧毁的美。
    拉康之所以要在《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中深入探讨安提戈涅,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证明:悲剧的伦理学意义将在安提戈涅那辉煌灿烂的美中得到最深刻的揭示。换句话说,安提戈涅眩目的美揭示了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传统伦理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基督教的伦理学、儒家伦理学,还是康德的伦理学,都强调以伦理法则约束主体的欲望,都劝导或者要求主体压抑自己的欲望,从而最终达成有益于共同体的理想的善。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则相反,它不是强调伦理法则对欲望的约束,而是强调欲望如何最终突破法则的约束,得到最纯粹的实现。在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中,最终的目的不是善而是欲望,是以拉康说:“正因为我们比前人更加清楚应该如何理解欲望的本质这一位于我们经验之核心的问题,所以重新考虑伦理学才得以可能,重新建立一种伦理判断才得以可能,这种伦理判断使下面这个问题有了最终审判的力量:你按照你内心深处的欲望行动了吗?这不是一个容易承受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人们从未在其他地方如此纯粹地提出过这个问题,只有在精神分析语境中它才能被提出来。”[38]此外,传统伦理学总是倾向于将善与快乐联系起来,因此道德思想也是沿着幸福与快乐的道路发展而来的。但是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一反于是,因为精神分析学揭示了快乐原则的悖论性:如果伦理学的核心就是约束主体的欲望,就是让大他者的欲望成为主体的欲望,那么伦理主体所收获的快乐并非他自己的快乐,而是大他者的快乐。在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境域中,快乐原则并非最高的伦理法则,最高的伦理法则是冲破一切伦理法则的死亡冲动,正是在这种违反、超越和突破中,主体抵达了他/她的欲望的终极目标:那个不可能的物(Thing)。但是,一旦超越这个限度,主体就进入了死亡之地,快乐就变成了痛苦。因此拉康认为,伦理学最深层的内核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传统伦理学以善为中心,要求人们克制欲望,但精神分析逼迫主体在当下直面自己的行动与欲望之间的关系。传统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你的行动符合道德要求吗?”但就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而言,拉康提出的方案是让被分析者直面这个问题:“你按照你的欲望行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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