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30日，中央党校文史部与文艺报联合主办的学术会议“当代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于中央党校中三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作协、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江苏师范大学，以及文艺报与中央党校文史部的30位专家学者。围绕着议程安排，与会专家学者就当代文艺批评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的现实向度与历史厚度，为文艺理论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与观点。概而言之，此次会议集中探讨并推进了如下五个层面的问题认识：
一、 审美理想与文艺批评价值体系
谭好哲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理想以及相应的文艺批评标准。但是在当下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实践中，这一思想传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这就导致当代文艺批评在价值观上陷入了某种失序状态，丧失了其评判标准与方向路径。对于身处重大历史与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亟需共同信仰与社会价值观的凝聚，而包括文艺批评在内的文学艺术在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与凝聚方面，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而言，文艺批评对于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既具有认知方面的描述和阐释功能，又具有价值方面的评判与规范功能，二者缺一不可。文艺批评的价值评判与规范功能主要体现在批评标准的设定与应用上。而文艺批评标准则是对何为文艺、何为优秀文艺的衡量尺度，是真、善、美这三种人类终极价值追求在文艺活动中内化的产物。因此，文艺批评的价值评判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按照马克思的文艺美学思想，审美理想是艺术理想、社会理想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统一。因此，借助审美理想及其精神光照下形成的文艺批评标准，不仅能够在文艺活动中实现对于真善美价值的追求，而且能够将这种追求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精神价值的追求连结起来，从而在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与凝聚中发挥文艺批评的作用，实现文艺价值向社会价值的有机转换。
丁国旗教授认为，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的“历史、人民、艺术、美学”评价标准，是对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系统表述——在注重文艺审美理想的同时，大大扩展了文艺批评的历史向度、民众向度。就此而言，这一评价标准凝聚了对文艺规律的深入思考与透彻认识。它不仅为当代文艺批评奠定了普遍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现实文艺批评提供了具体且充满针对性的实践指导。
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真正活力有赖于研究者能够走出理论的象牙塔，把理论、概念等转化为剖析文艺创作的实际能力。张永清教授谈到，这种能力的形成，一方面需要研究者不把理论教条化、概念化、知识化；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真正投入现实的文艺文本，及时追踪文艺发展的动向与态势。只有将两者有机融合，才能对相关文艺现象做出富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目前的状况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者对当代文艺作品的关注不够，而从事当代文艺研究的学者缺乏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这就造成了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的“缺失”。若要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应当充分发挥批评主体的能动性，不断“强化”自身的理论“变现”能力，主动介入到当代文艺创作活动之中，积极展开真正的文学批评活动。高建平研究员指出，一方面，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文艺作品的审美性、艺术性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重视文艺作品的历史性内涵、时代性话题、人民性取向。在两者相互统一的基础上，从人出发对文艺进行理解和阐释，从历史与社会视野出发探讨文艺现象，从具体对象和现实问题出发进行分析评判。最为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价值尺度运用到批评实践中，以“批判的武器”身份介入文艺现实，促进文艺变革进步，同时站稳立场，把握好方向。
二、 文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石一宁主编提出，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时代每一个文艺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面临的问题。我们经历过的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只片面强调文艺产品的精神属性，对其商品属性视而不见，“文革”期间，甚至取消了文艺家的稿酬。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再次被确认，思想解放和社会生活的巨变共同点燃了广大文艺家的创作激情，促进了新时期文艺作品的繁荣发展。当然，在新时期之初，商品经济处于发韧期，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刚刚起步，尚无明显的矛盾与冲突。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文艺产品的价值与价格的错位与扭曲，这在当下的影视界尤为明显，甚至可以用“乱象”一词来描述。这些状况的产生和加剧不仅会导致市场层面的失序，同时也会使得整个社会产生价值观的错乱，乃至出现艺术水准被不断拉低，道德风气遭受严重腐蚀的现象。
有鉴于此，陈众议研究员、石一宁主编与杨杰教授等指出，文艺作品的价值不应当仅仅体现在市场或者受众的需求上，而应当体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即文艺作品与受众、文艺产品与市场的统一之中。就此而言，文艺作品与受众、文艺产品与市场，这四个要素之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构成作品的全部价值。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如果是良性的，文艺对市场的繁荣、市场对文艺的发展将会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而建立文艺与市场的良性关系，首先需要文艺家坚守艺术理想，德艺双馨、不当金钱的奴隶；其次应充分认识文艺作品兼具意识形态性和商品性二重属性，不能任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文艺生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应发挥作用，并且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制定行业规范，乃至推动相关文艺立法；最后是要确立权威的文艺评价体系，建立文艺作品审美性、社会性、历史性、人民性的评判标准，高度重视文艺批评的价值导向作用。
三、 传统文艺批评的现代转化
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激发了中华文明体系的现代转型。传统文化一度被视为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的主要障碍。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步伐的日益加速，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发展变革，呼唤着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极大推动了全党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两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题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对于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讲话、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梁鸿鹰总编和邓宝剑教授指出，就文艺理论而言，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生存智慧和文艺批评的实践成果。它与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具有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的特点。随着历史的演进发展，中国传统文艺批评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范畴体系。例如，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意境”、“风骨”、“疏密”、“神思”、“气势”、“主旨”、“言志”、“隔与不隔”等概念范畴，与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内在追求紧密相关，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这些概念范畴，有些可以直接被赋予现代人的意识，从而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有些范畴则由于其模糊性和直观感悟性的特点，比如“风骨”、“神韵”、“味”、“旨趣”等等，则无法生搬硬套地直接运用于现代语境。
因此，张文教授提到，要想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当中的优秀部分更充分地发扬光大，首先应当找出传统中的文艺创作原则。例如，《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中国古代画论提出的塑造形象要“形神兼备”；《文心雕龙》提出的批评者要“弥纶群言，精研一理”……这些历经岁月锤炼磨洗，兼具普遍性与实践性的创作原则，是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重要基石，值得我们深入开掘。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通过大量学术研究与学术积累，不断吸收和借鉴最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慢慢构筑起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系统架构。只有在这样一个深厚坚实的理论架构之上，我们才谈得上在当下的文艺批评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最后，梁鸿鹰总编、孙晓霞副研究员和周玉宁副主编指出，我们应当在深入挖掘传统理论资源的同时，尽快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建立起自己的批评价值评判体系，不断提升理论的辨别与消化能力，进而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新的“中国气派”、“中国话语”。可以说，只有通过传统文艺理论的现代转型，通过崭新时代的文艺理论批判话语体系的建立，我们才可能在大众文化繁荣发展、传统文化不断勃兴的多重文化语境中，不断找准我们的定位，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之路。
四、 新媒体语境下的文艺批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我们进入了一个虚拟和现实相互交错、相互融合的现代社会。在文艺领域，我们看到了传统文艺与网络文艺的共生共存。叶炜副教授认为，面对不断兴起的网络文艺，传统的文艺批评范式在某种意义上丧失了其话语权。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当代文艺批评的主要对象仍旧是雅文学、纯文学，网络文艺并没有真正获得文艺批评的合法性。因此，对于网络文艺批评的发展，人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其一，努力将网络文艺创作纳入传统的文艺批评领域，成为传统文艺批评的对象，进而提升其创作的水平和地位。但是，这种思路必须应对网络文艺对资本和利益的奋力追逐，以及读者和粉丝的深度参与介入。其二，倡导网络文艺创作完全脱离传统文艺批评的范式，寻求自身发展之路。这种思路的问题在于文艺经典化的过程是流动的，除了传统的雅文学之外，以网络文艺为代表的俗文学也在不断地经典化。因而，就时代文艺而言，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之间是彼此融合、彼此成就、不可分割的。
就此，周志强教授指出，新媒体时代网络文艺的崛起，为文艺批评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寓言论”批评范式建构的可能。“用寓言的批评视野来看待世界”，意味着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新反思反映论与审美论的批评，并就学科化的和学院派去政治化的倾向展开批判。我们应当通过“寓言论”批评召唤危机意识以抵制物化意识，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向度，促进人向着“完整的人”、“丰富的人”的方向迈进。从根本上来说，变化的时代，需要变化的批评方式。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推动着文艺批评研究者必须深入生活、走进群众，踏入民众的现实生活之河。新媒体时代的生活现实、人生际遇，在很大程度上被搬到了互联网上。因此，文艺批评者必须与时代接轨，善于保持贴近大众、联系实际的激情，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断从活泼的网络文艺创作中接地气、聚人气，从广大的网络文艺创作者中汲取精神营养、话语营养、时代精神。
具体而言，范玉刚教授认为，在新媒体语境下，文艺批评应把握好“变”与“不变”和“转变”之间的关系。所谓“变”是指要倾听时代的声音，敏感于时代的变化，凸显问题导向；“不变”是指坚守艺术的本体，守护艺术的核心价值及其人文导向；“转变”是指批评的视角、路径和范式的转换。在洞察时代文艺问题的基础上，文艺批评范式的转换旨在形成一种大文化视野和融通性思维，既要走出所谓文艺自足性的圈子，又要坚守艺术本体论。在话语体系建构上要打通国家话语（政策话语）、市场话语（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学者话语），在超越狭隘文艺学理论框架的跨文化视域中，以三个回归为指向，切合时代变化，建构能回应时代问题有效参与文化现实的文艺批评范式。
五、 中国崛起时代的文艺批评
在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可以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包含着对于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待。在中国不断崛起的时代中，努力创作中华民族崭新的诗篇，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李云雷主编指出，在中外历史中，经久不衰的文艺作品无不是对于人类命运之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的揭示。对于中国当下的文艺创作而言，我们不仅要延续中华文明的根脉，更要有信心、有雄心，将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与情感，凝聚为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经典之作，真正讲述好“中国故事”。当然，要想讲好文艺界的“中国故事”，必须要避免此前文艺创作的两种主要倾向。其一是“西方故事”，即长期以来对西方文艺尤其是现代派文艺的模仿倾向。在当今的许多作品中，充斥着大量西方现代派的形式与技巧，充斥着抽象化或者西方化的“人性”命题，却独独缺乏中国人的生存经验与内心世界。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并不是为了拿西方的标准来规范中国的文艺创作，而是为了更好地创作和表达中国人的生存与情感。其二是“个人故事”，即创作者日益深陷“个人”化的自我表达，却日益疏离广阔的历史与社会现实，造成了文艺创作的偏颇和谬误。新时期以来，出于对政治化表达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者开始不断强调“自我”与“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当这一倾向走向极致之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狭窄、自我的视野大大限制了创作者的才华发挥，使得他们无法驾驭宏大主题，格局、气象偏于狭小。就文艺创作而言，个体经验固然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创作者能够从个体生活出发，抵达一个更加开阔的境界。只有这样，艺术创作才能不断走向丰富饱满，才能激荡出符合时代精神、历史规律的蓬勃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故事”不仅应当蕴含个人独到的生命体验，同时也应当映照普遍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凝聚和开拓现代中国人面向世界的精神与气概。
在中国不断崛起的崭新时代中，我们的文艺创作要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的文艺批评同样要建立起一套衡量“中国故事”的完备批评体系。要做到这一点，李云雷主编和张慧瑜副研究员提出，我们首先必须具备全球视野，把文艺批评建设放在参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高度来认识。2008年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了，整体的社会氛围和人们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在以“落后者”、“追赶者”的心态面对西方国家与西方文化，我们的整个知识、思想系统及其问题意识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伴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增强，我们不仅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西方文化，而且需要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知识系统，在新的问题意识之中，重新构造我们思维与感觉结构，也就是重建面对世界的心态，重构新的世界图景。对于文艺批评来说，我们必须强化批评的话语权建设，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改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窘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其次，我们还需打造新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当下，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如同置身激流之中，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在发生着激烈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而只有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场景”。这些变化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因此，当我们置身于如此伟大的变革时代，我们的文艺批评必须形成新的历史和现实目光，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认识当下的价值，认清未来的发展方向。
最后，我们还需形成新的社会意识。当下的文艺批评必须不断突破“自我”的藩篱，必须不断认清自身的位置。单个个体的生存体验无法代表其他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相应体验，因而都是有其局限性的。这就需要我们的文艺批评者走出“自我”，关注他人，关注时代，关注世界，尤其是要关注社会广大民众的生活与情感。他们构成了中国人的主体，他们的故事是更广泛、更典型、且更具代表性的“中国故事”。只有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触摸到时代变化的脉搏。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力量，文艺批评者们只有参与到他们创造历史的进程之中，才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才能刻画出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才能创作出准确衡量“中国故事”、具有现实针对性、思想深刻性的文艺批评作品。
总而言之，与会专家学者在此次研讨会中，就当代文艺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困境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行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分析。通过对五个不同层面议题的探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当下的文艺理论发展中，必须重构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与政治功能。让文艺批评重新焕发人民性、历史性、社会性、政治性与时代性的光芒，从而为当代中国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奠定坚实基础。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在不同学科之间，尤其是在文艺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互动关系，推进一个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朝向未来的文艺理论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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