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起，大量西方理论传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新文学创作。进入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领域开始集中从理论角度思考如何运用西方理论发展中国文学，20年代至40年代，文学界就如何借鉴和运用西方理论问题展开了争论。
借鉴西方理论解决中国文学问题
总体上看，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论争的主要倾向是希望借助外来文学观念解决中国文学问题，因而诸多西方理论流派在当时都不同程度地被中国文学接受和运用。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为例，20年代末，由于国内革命形势和革命文学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多种形式在中国获得了长足发展。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论著在这一时期被广泛译介，日、美等国一些左翼作家的文论也被翻译到中国。
除论文之外，仅1928年到1930年间，陈望道、冯雪峰等就主编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系列丛书，相对全面、系统地将日本、苏联等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介绍到中国。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论被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广泛接受，并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以及革命文学的发展，到40年代逐渐成为文学批评领域的主流文论流派。
在学术实践中，西方理论给予中国文学研究诸多启发，产生了不少成果。就文学批评领域而言，1927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运用了“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之说；30年代的成果更多，仅1934年就有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和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等出版发行。这些研究的共同特征是借鉴西方理论的方法观照中国文学问题。对于当时借鉴西方理论进行中国文学研究的趋势，朱自清评价说：“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探讨“拿来”的原则与方法
1920年4月，宗白华发表题为《讨论译名的提倡》的文章。该文提出，中国文学和文法结构与西方不同，尤其是“中文名词”中积淀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观念，与西方的思想、观念差异很大，因此，不能直接用中国的旧名词翻译西方的新思想，否则就好像“拿一件中国古代的衣冠，套在一个簇新式的欧洲人身上”，莫名其妙，不伦不类，很“容易引起人的观念上的紊乱与误会”。1946年，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发表了类似看法。他认为，我们可以用西方的理论来“选择中国的问题”，但不能“直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现象和问题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二者结合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做到“恰到好处”，比如用西方概念“文学批评” 来研究中国的“诗文评”，“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以便可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
既然参照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不可避免，中国文学与西方理论之间又存在文化背景、生成机制等的差异，那么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和原则就成为重要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当时学界大致主张在了解中国文学的机制特征基础上，适当借鉴西方理论方法，也就是朱自清1934年在《中国文学系概况》中所说：“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
到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又在此论基础上，发展出“还原”论，主张将概念还给概念，将时代还给时代，将“中国还给中国”，具体说就是“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来”。
反思“妄事糅合”的弊端
围绕运用西方理论进行中国文学批评可能引起的弊端问题，学界也进行了思考和批评。一些借用西方理论进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学者对二者结合之难有深切体会，对于该问题的思考尤为透彻，批评也尤其严厉。例如，罗根泽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惟不当妄事糅合，而且不当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糅合势必流于附会，只足以混乱学术，不足以清理学术。”他进而对片面放大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可能引起的后果进行剖析：“以别国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学说为阶下囚，简直是使死去的祖先做人家的奴隶，影响所及，岂只是文化的自卑而已。”
回看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对于西方理论问题的论争可以发现，虽然在引进西方理论的态度以及运用方法等方面各方观点不同，但在论争动机上大体一致，即主要以学术探讨和批评实践发展的需要为目的。这次论争以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化、文学之间彼此的“适配度”为核心，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以及发展的复杂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简单拿来、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可能引起的问题和后果也有相对清醒的认识。在此次论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高度契合，因而获得了充分发展，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主导性理论流派，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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