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遭遇一个文献史料问题。对比传统“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学），对比与当代文学具有血缘关联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史料滞后是显见的。为此，2016年11月，著名评论家、杭州师大文学院院长洪治纲教授举办“以史料建设为中心”的小型论坛。会上，著名学者、浙江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导吴秀明提出：“当代文学转眼之间近七十年了，无论从中文大学科的角度，还是就自身的提升发展来看，现在是可以而且需要进行史料建设了。”他认为史料建设是“当代文学的一种战略调整”。他说“当然，并非人人都适宜于做史料，知识结构与素养要求颇高。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有多少人懂得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辨伪学、校勘学、辑佚学；同时，也涉及学术心态乃至年龄。我只是想至少有一部分人从千军万马搞批评的大军中分离出来，从事史料工作，泡图书馆、坐冷板凳，翻检充满灰尘的图书杂志，在这方面进行'补课'，甘于寂寞，甚至不妨像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一样，将当代文学也作为一门'学问'去做。否则，这个学科就可能永远停留在焦虑与漂泊的状态，停留在疲惫的新人新作的海选状态。长此下去，必将危及这个学科的进一步生存和发展，使之成为没有根基的学科，很难跻身于中文学科核心，受到业界应有的尊重。”
为此，吴秀明先生以近十年的沉潜，以《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以及十一卷《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今年即将出齐）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不仅为史料研究后继人才的培养以及当代文学研究学科体系与方式的建设，更为当下的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做出良性引领与重要贡献。为此，本刊约请吴秀明、陈国恩、杨洪承、黄发有四位著名学者、博导以《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为个案，进一步探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论，呼吁从史料出发，以期益于学科建设，敬请垂注本刊2017年第3期当代前沿栏目四位先生大作。
也许与自己从事的文史互动的治学方向和兴趣有关，这些年来，我的一个不无固执的感受，就是无论作为当代文学学者还是作为当代文学学科，都应该重视“文本细读”与“史料实证”，并将其摆在重要的基础地位，作为自身赖以支撑的阿基米德点。否则，不仅行之不远，更不要说成就多大的业绩。关于这一点，现如今人们在经历了诸多的反复实践之后，才逐渐有了认识。前者，也就是“文本细读”，这个问题在近年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老一代学者孙绍振和同辈时贤陈晓明、张清华等撰文推波助澜，联袂发声，《文艺报》还开设长达半年多的“回到文学本体”栏目，对此进行专门深入的探讨，现已演化为一个新的学术生成点；而后者即“史料实证”，经过一段时间沉潜发酵，也开始出现了某些结构性的变化，自然，它也成为我近几年研究工作关注的重心所在。
但这决不是说理论不重要，不是的。马克思170年前在谈到社会经济落后于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的德国拥有先进的哲学时说：“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1]他所说的思想哲学等意识形态超前于社会形态经济形态的现象，因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作用，在现代以降的中国也出现了，而且表现得比当年的德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实事求是地说，当代文学领域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领域包括史料研究在内的每一个突破，每一项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理论的引领。就学者和学科的知识结构而言，我甚至认为“理论思维”与“文本细读”、“史料实证”一起，是构成它们互为支撑而又互渗互融的“正三角”（“△”）,它在受制于“文本”与“史料”的同时，也对后者产生能动的反作用。这一点，下面在讲事实与思想关系时还要论及，此处不赘。
当然，这也不是说致力于“文本细读”的文学批评不重要。作为人文学中最具个性、灵性和弹性的文学研究，对于美的敏锐感悟和评判，同样也是学者的一种重要素养和能力。更何况，每年令人乍舌而又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作的筛选（仅长篇小说一种文体，近些年的年产量就高达4000多部），也需要并且离不开批评。而是说，对于美的认知和评判，不能局限于批评一路，千军万马都拥挤在批评的这座独木桥上，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有部分人应该从它那里分离出来，从事文献史料建设这类基础性的工作。当代文学迄今有近七十年历史，是现代文学时长的两倍还多，已有不少积累,不能永远停留在“我评论的就是我”这样感性而又过于主观的“批评化”及其相互争讦的层面，需要进行历史化了。而历史化，就有一个史料建设问题，不能率性而言，将研究变成了无征可信的个人哲思冥想。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治学理路和思维方式需要进行一番带有“战略”意义的结构性调整。
上述种种，就构成了我们从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背景，笔者也正是在这样隐显复杂纠缠的情形之下，于2010年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并花了五年多时间，主持完成了这项任务。本书就是这项任务的最后结项成果。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对史料存在的渊源流变谱系的梳理，对当代文学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盘整和梳理，为日后“当代文学史料学”的构建提供一个初步的雏形和架构，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提供奠基性和根源性的支撑；同时，也对史料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进而回答当代文学史料为什么这样存在以及这样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当代文学史料是一个未完成的、庞杂的系统。尽管因意识形态或人事或伦理或经济的原因，至今还有不少史料被尘封在档案馆没有解密，或如公刘所说“包在饺子里”，人们不得其详，但仅就其露出的“冰山之一角”来看，我们都不得不为其丰富复杂的存在与存在的丰富复杂感到惊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文学史料大幅度扩张，几何级递增，使它的任何一类，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历代各类史料的总和。由于传媒的高度发达等原因，“史料愈近愈繁”已成规律，这不能不给研究者造成不堪重负的压迫感，甚至连主张将史料竭泽而渔的二陈（陈寅恪与陈垣）也不免会望洋兴叹，感到“虽皓首穷经，无所措手足”（陈寅恪语）。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现在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一般都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当然更多的，是从自己某个特定课题的直接需要出发，作为研究工作的“前期准备”去收集史料。这样做，就个体研究的程序来看，是完全合理的，但因只关注史料的某个环节或某个局部，目的和视野过于单一狭隘，故而往往显得比较零碎琐细，难以概括和反映史料所固有的复杂内容，也不能满足和适应史料工作由点向面、由微观向宏观、由分散向综合转换的发展态势和时代要求。我们感佩于“专题”研究的同行，他们“掘一口深井”的勘探自然构成史料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其基础的基础。但是，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及物性”，即史料研究与史料实际存在的关联角度来讲，我们又不能不为迄今为止只有诸多“专题”研究而还没有一部“立体”呈现当代文学史料论著的现状感到遗憾。尽管我们知道，选择这样一种“立体”呈现的模式难度是很大的，它与我们的知识积累和学养尚有一定距离，而且条件也不是很具备，现在还没有到了“将历史还给历史”的时候。然而，惟其如此，也许更有意义，它也为我们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可能，至少反映我们这代人对“当代文学历史”的认识，为后人研究今天的文学留下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
何为“立体”呈现？也许一百人有一百种不同的理解，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方法。这里所说的“立体”呈现，按照我们的编纂理念及其对当代文学及其史料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根据我们现在掌握当代文学史料的实际情况，主要将其分为“公共性”、“私人性”、“民间与地下”、“期刊社团与流派”、“通俗文学”、“台港澳文学”、“书话与口述文学”、“版本与选本”等不同的类型，它涵盖了当代文学史料的各个方面，是带有体系性的。而每一种类型，为了更好地体现其“及物”性的特点，又进而细分若干亚类型，并作纵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渊源性追溯。比如“公共性”史料再分为政策文件、《文艺报》等报刊、评论批评文章三种形态，“私人性”史料再分为日记书信、回忆录自传、检讨交代三种形态，“民间与地下”史料再分为手抄本、地下社团民刊、“文革”小报、民歌、校园文学五种形态，再加下编有关的电子文献史料、文代会史料、潜在写作史料等；这样“已然传统的史料”与“现代活态的史料”多层多元多维的交集，就较为完整地反映和概括当代文学史料整体谱系及其来龙去脉，让我们具体切实地了解到中国自汉代开始的朴学，到清代的乾嘉学派再到五四的整理国故，在经过几千年的流变进入当代以后呈现的纷纭复杂而又喜忧参半的新貌相新状态新问题。当代文学不同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一体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复杂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它不仅在类型而且在内容上较之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显得更为繁复，各种充满矛盾对立的思潮、主义与现象在这里都留下浓重的印迹。在今天，要简单搬用古代文学乃至与之相近但又不尽相同的现代文学类型研究方法，显然是不够的，它也不足以概括和反映当代文学史料存在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只有返回当代文学现场，从历史实存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预设的“观念”出发），才能较好克服史料繁多而又无法尽阅这一无法克服的难题，还原和呈现当代文学史料固有的丰富性多层性。一般认为，当代文学史料多而又搜辑不难，所以较之古代文学史料研究要容易，殊不知，正因数量太多而又贴得过近，恰如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一样，仍然难免穿凿附会的流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同梁启超、胡适所谓编纂近人年谱或长编较为容易的观点，相反，而是对当代学者桑兵不能按照古代史自圆其说标准来治近代史事的主张表示赞成。为什么呢？因为离今太近而又“资料繁多”，彼此错综复杂，所以“详尽再现史事各层面的真反而不易确证。”[2]笔者对此也深有体会，在史料研究过程中，感到最棘手也是费时最多的往往不是史料的搜集，而是如何将其纳入逻辑有序的“立体”体系中给予阐释，并由此及彼提出问题，将现象研究上升为历史研究。
当然，强调从“事实”而不是从“观念”出发，并不意味着“观念”不重要，更不可由此推导出史料研究“非观念”或“反观念”的结论。这是因为不存在着纯粹的独立的所谓的“事实”，当我们说它是“事实”的时候，它其实隐含了我们的观念，用韦勒克的话来说，“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即使是史料的取舍以及年份、书名、传记事迹等相对中性“事实”的还原，也离不开观念的参与、对话与激活。[3]更何况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在它身上夹裹了太多的问题，情况也十分复杂。为什么近年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普遍呈现向“批评”靠拢，即所谓的“史料研究批评化”的倾向，包括版本、选本、辑佚、考证等，有的研究者还提出了“将版本研究与文本批评整合起来”即“借鉴语言学、修辞学和写作学的研究经验，更要运用阐释学、文本批评的理论，对新文学版本进行综合研究”的“版本批评”的概念[4]，重要原因就在这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道理，我们在“立体”呈现时，不仅不惮于“观念”，相反，而是积极主动地从当代思想理论那里寻找“观念”，并融入强烈的前沿意识和问题意识，来对“事实”进行观照和把握。这样一种学术追求，下编“专题探讨”诸章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在那里，我们借鉴和运用现代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信息学、传播学、档案学、心理学、伦理学、阐释学等各种理论，分别从历史、政治、科技、文化、文学史等维度，对当代文学史料进行了探讨。每一章聚焦于一个问题，作由此及彼的纵深开掘。如第12章有关文学史料与政治关系，在叙述知识谱系的过程中，就花费相当多的篇幅探讨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介入史料，成为显性或隐性的“推手”而潜在又深刻地规约着当代文学史料的生成与发展，乃至在新时期的“平反”冤假错案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它在开启了档案史料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对之作了功利化的处理。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同于古代文学、甚至不同于现代文学，由于人事因素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也由于上述所说的史料繁多而与对象之间靠得太近，加之一体化的档案制度，有些史料叙述者同时还是史料经历者即所谓的“双重角色”；凡此种种，就使史料的“存在与叙述”，包括是非、真假参杂的情形，显得尤为纷纭复杂。所以，这就更有必要向现代理论借助“批判的武器”，实现对“武器的批判”。当然，今天强调理论并不是重返过去的史料与理论之间紧张对立的老路，甚至也不是回到一般的“论从史出”的理路，而是希望回到在更高层面和多向维度上的“史论结合”的新途。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从本质上讲，是当代人对当代史料的认识理解，它虽然推崇“实证”，强调用“事实”说话，但背后却隐含着研究者许多不愿、不便或不宜明说的观点。从阐释学角度讲，实证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它有其哲学的和逻辑的依据。也许与此有关吧，韦勒克在对文学史料作“非中性”的辨析后，特地辟出一章对史料有关“论据的编排与确定”作了探讨，并将其放在该书主体内容“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前。从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实际来看，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目前薄弱之处，不仅反映在实践层面上，史料研究因“发动”太迟而招致在整体的质和量两方面都处于迟滞状况，而且还表现在史料理论建设上缺乏应有的自觉意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长期以来缺乏理论自觉，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轻视理论，向往于把新发掘出来的史料堆砌出来以示丰富，缺乏对已有史料作深入的理解与阐释。”[5]——这里虽然讲的是现代文学史料理论建设，但它同样适合当代文学史料理论建设，严格地讲，当代文学史料理论建设情况存在的问题更突出。正是在这样情况下，所以，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如何防止经验型研究的限制和负面影响，重视史料理论建设，如何防止空疏化同时又不忘给予应有的理性蕴涵，这就显得不无重要和必要。事实上，当代文学史料作为一种新的史料形态，它具有自己的属性和特点。不管是从总结经验还是从建设角度来讲，我们都需要对它进行理论概括，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专题”研究带来的精专有余而宏阔不足的局限，有效地提升自己研究的水平、层次与境界。我们不能因为过去“以论代史”、“重论轻史”的偏颇，就将“理论”的作用一概否定，而走向“反理论”的另一个极端，只关注其中的那些餖飣枝节，而掩盖了作为人文学者对于“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的形上思考（熊十力语），将自己置于当代思想理论的对立面。当然，也不能因为强调“理论”的重要，反过来轻视“历史”（史料），像20世纪50年代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那样，简单粗暴地将其斥责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历史”（史料）与“理论”或“事实”与“思想”关系问题上，任何非此薄彼、二元对立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我们需寻找的是“历史”（史料）与“理论”或“事实”与“思想”之间的互渗互融，一种双向能动的平等对话，以此达到较高平台上的相辅相成而又相互激活。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实证研究，它的主旨和要义是强调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与治学的实事求是。这种“实事求是”正是在当下所盛行的项目化、泡沫化、浮躁化环境中所欠缺的。所以，最近一二十年，随着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启动，也是出于对当代文学研究及学科现状的忧思，人们开始对史料给予关注，并由此及彼，促使整个学界呈现由虚向实进行“战略调整”的发展态势。从实践的角度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一项高投入低回报的工作，对它的探讨，现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上述所说的诸多原因——包括史料庞杂，也包括许多重要史料至今尚未解密等等，在此情景之下，要想形成全面、完整与准确的观点实现真正意义的“立体”呈现和还原为时尚早。对于这项惠及当下利及子孙后代的工作，我们一方面要抱持对历史敬畏和对现实及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像鲁迅在编纂《中国小说史略》时所说的那样“废寝辍食，锐意穷搜”[6]的精神与意志；另一方面，对研究中存在的难度和复杂性乃至由史料解密或新史料发现“未完成性”所带来的反复甚至再反复，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作为与对象处于近距离或零距离的一种研究，我们在发挥自我优势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将其局限和盲视减弱到最低的程度，并将这种优长短缺并存的研究落实到大小不一的一个个史料的发掘、甄别与阐释上。
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最后，我想起了我的师辈也是老杭大中文系吴熊和教授与我讲的一桩小事，他说60年代在老杭大中文系师从夏承焘先生从事词学研究时，有次给夏先生提交一篇八千字文章，不想被夏先生叫去批评了一番，说怎么能写这么长的文章，里面的“水货”太多需要榨干，致使他后来不敢写长文章了；尾了他给了我这么一句：你们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我们古代文学不一样，好象特别擅写长文章！吴熊和教授此话是在三十年前讲的，他本人也于五年前驾鹤西去离开我们，但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并且在本书编纂过程中不止一次地与大家讲起，良多感慨。当代文学及其史料研究有自己的规律、原则和特点，不能简单照搬古代文学那套做法，在治学问题上不必也毋须妄自菲薄；但是从反思角度来讲，窃以为，我们也应坦率承认，现当代文学研究相比于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相比于老辈学者的古代文学研究，的确存在着“水货”太多，太会写“长文章”的问题。从研究主体角度讲，像我们50后一代学者，往往有丰富的由连绵不断的苦难而积累起来的人生经验，但却明显缺乏先辈学者那种文史贯通的知识结构与学养，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等一套传统治学方法不说一无所知，起码十分生疏，仅得皮毛而已，以前也缺少这方面的学术训练。因此，在史料研究时常常陷于无奈或尴尬。这里的原因，除了“现代分科”教育造成的知识缺失外，与当代文学长于批评而缺少学院传统的历史源流不无有关。文学史料研究牵一发动全身，从某种意义正打中了我们的痛楚，暴露了我们在诸多领域和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或许这就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世纪难题，就是已故的樊骏先生为什么将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称之为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这也昭示我们，史料研究不仅关乎“问题与方法”，同时更关乎深层的“思想与观念”，只有克服功利急躁的心态，回到实事求是“原点”，才有可能使自己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具有质的提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讲，才有可能使当代文学跻身于强手如林的现代大学中文核心学科的行列，真正受到大家的尊重。
【注释】
[1]﹝德﹞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8页。
[2]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页。
[3]﹝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
[4]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5]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14页。
[6]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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