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在电子媒介广泛应用的新媒介时代,新媒介技术层出不穷。源自西方的新媒介理论对媒介和技术的审美维度的思考,为西方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新媒介理论是否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文学实践,如何恰当地使用此理论来服务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这些都成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亟待思考的重要问题。
新媒介理论的文学反思
电子媒介、电子技术到电子文化的兴起,使每一个人都处于媒介理论的应用场中。文学批评家也不例外,媒介理论因为对媒介、技术和文化的有力阐释,成为他们进行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然而,在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之中,我们必须警惕对外来理论“移植”和“征用”所带来的风险,因为媒介理论讨论的基础和处理的对象具有明显的非文学特征。
媒介理论所涉及的媒介不同于我们所处理的文学活动。媒介理论所指涉的媒介含义广泛,“新媒介”更是专指20世纪60年代以后数字技术所催生的媒介方式。而文学,众所周知,虽然不断有其他新的媒介参与,但仍依赖于语言这一主要媒介。因此,如果某一新媒介理论可以介入文学审美意义的构建之中,这一理论才可以适用于文学批评活动。比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包含了媒介、延伸和技术的同一,并涉及艺术的免疫作用和艺术创作的审美化策略,因此不仅对技术美学的讨论,而且对新媒介的文学批评都颇有启发。但是,当一种新媒介手段无法介入文学审美意义的生成,即便文学活动运用了此新媒介手段,我们也不能使用此新媒介的有关理论来分析文学活动。
更进一步,作为新媒介基础的新技术更不等同于文学活动。西方媒介理论中的“技术”概念与“媒介”概念一样,也具有复杂的历史性。与人类不同时期的生产相适应,技术开辟了价值实现的诸多领域,不同领域的技术与文学关系也不尽相同。从文学的角度考察,文字生产的某些技巧确实具有技术色彩,文学传播也确实依赖先进技术,文学接受也往往受制于时代技术环境,等等。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一味把技术看成是工具,那么文学的内核势必游离在技术工具之外,最终将远离人、远离审美。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吴国盛所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技术是真理的发生方式,而在真理的发生中,人把自己向着存在敞开,并在这种敞开中达到“自由”。因此,借助人的自由,技术才能进入审美构造,我们由此才可能发现技术与文学真正的内在关联。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前提
基于上述对媒介、技术和文学关系的理解,在将西方新媒介理论运用于我们的文学批评时必须十分小心,要划定限度,进行细致的鉴别和厘清工作。当然,最重要的是明确我们进行新媒介文学批评的根本,即明确应用新媒介批评的中国立场和中国问题,最后才能有效构建中国话语。
所谓新媒介批评的“中国立场”,是指根据当下中国的新媒介生态来进行文学和审美批评,反对盲目搬运西方媒介理论进行话语建构。所谓新媒介文学批评的“中国问题”,是指充分注意到西方媒介理论使用的限度,针对中国特色的媒介生态进行理论转换,发现我们进行新媒介文学批评的真问题。具体来说,立足于中国立场的关于新媒介批评的思考应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正视当下中国的媒介生态,并认清其与西方媒介生态间的差异。这是西方新媒介理论能否使用、如何使用的前提条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结合中国传统人际传播方式,对电子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进行恰当的评估,才能够接近当下媒介生态的真相。
第二,纠正对于新媒介文学实践的轻视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文学要源于生活,作品要接地气,新媒介环境就是文学家需要认真体察的生活,而不应以拒斥的态度对待新媒介新科技。目前,中国学界对新媒介文学实践普遍持一种较为轻视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新媒介文学作品质量良莠不齐、无法凸显出独特的审美趣味。对于文学生产而言,构建新媒介文学批评中国话语,就应着力思考如何借力于当今的媒介环境进行创作,如何将新媒介环境转化为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新媒介文学实践才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才能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三,形成中国媒介文化自信。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新兴的媒介文化虽然不是文学批评的知识前提,但却是对作品进行评判分析必不可少的解释学意义前提。中国的新媒介理论如果在学理上不自信,批评家不低头关注我们自己的媒介现象和问题,不发现自己的媒介理论,只是用西方理论使自己飘忽于现实之上,最终的结果只能使媒介理论与我们的文学批评实践越来越远。我们强调的自信,是从我们的新媒介文学实践而来,是从无数创作、阅读和传播新媒介文学的“中国故事”而来。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三个维度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新媒介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应该从基础、对象和方法三个维度进行构建。
首先,新媒介文学批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当代文艺活动的基本准则,当然也是文学批评活动的基本原则。由于媒介和技术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当下文学批评活动的根本形态和性质,即便使用了新媒介和新技术,新媒介文学批评也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值得注意的是,北美媒介生态学的媒介理论并没有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阶级、社会和人民群众在媒介事件进而在媒介审美实践中的能动性。在将其作为理论武器对我们的新媒介文学活动进行批评时,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在理论上就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度,在批评实践中也将谬以千里。
其次,新媒介文学批评必须以当代中国人的新媒介文学实践为对象。当代文论界精英主义盛行,脱离群众的伪批评大行其道。很多理论家无视当代中国人丰富的新媒介文学实践,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我们的新媒介文学批评应该建立在当代中国人的新媒介文学实践之上,首先应该肯定当代中国人的新媒介文学活动自有其价值。无论是手机文学、网络文学、微博文学还是微信文学,都不应该因为其新媒介的载体而被歧视。作为批评者有权利对文学活动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其前提必须是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同时,还应该仔细甄别新媒介技术对文学活动的影响,辨析其中的微妙变化,及时调整批评策略。虽然从目前的成果来看,距离体系的建成还有较大差距,但正视网络文学的价值,提出其评价体系的特殊性,就是对新媒介文学批评构建的重大贡献。
再次,新媒介文学批评应该以对话作为提升自身品格的方法。“对话”分为两个方向,第一是与传统文学批评的对话,第二是与国外新媒介理论的对话。与传统文学批评的对话主要是借鉴其批判的审美趣味和伦理关怀,与国外新媒介理论的对话主要是吸收其新媒介研究的成果来充实批评的理论内核。然而,无论哪种对话,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基础,以当代中国人的新媒介文学实践为对象。因为无论是传统文学批评还是国外新媒介理论,它们面对的都不是当代中国新媒介文学批评所要面对的问题。更进一步,当我们从传统文学批评和国外新媒介理论那里汲取了营养,可以卓有成效地促生中国当代的新媒介文学活动。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反哺传统文学批评和国外新媒介理论研究。
总之,当代新媒介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构建正在全面展开,我们一方面承认西方媒介理论对中国新媒介文学批评的重要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也必须要对西方理论加以甄别和转化,仔细发现异同,明确新媒介文学批评的中国立场,回答中国问题,积极构建新媒介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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