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哲思路径及其意义(3)
http://www.newdu.com 2025/07/08 09:07:40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吴子林 参加讨论
“深入历史语境” 王国维云：“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之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之者。”梁启超亦云：“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熊十力慨叹：“清季迄今，学人尽弃固有宝藏不屑探究，而于西学亦不穷其根柢，徒以涉猎所得若干肤浅知解妄自矜炫，凭其浅衷而逞臆想，何关理道？集其浮词而名著作，有甚意义？以此率天下而同为无本之学，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生心害政，而欲国之不依于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 20世纪被称作“批评的世纪”或“理论的世纪”，可是许多理论不仅从未真正推动批评实践的发展，而且导致了名副其实的批评活动销声匿迹。德国思想家阿多诺（1903—1969）曾批判过当时学院派的批评与教学： 想要在学院里学习什么是艺术作品、语言形式、审美属性甚至审美手法的年轻作者，通常只能杂乱地学习它们，或者顶多是从任何一种流行哲学的现成品那里获取一些信息，武断而成问题地套用在作品内容上，但是若他转向哲学美学，他就会困扰于那些与他想要理解的作品无关且事实上并不代表他正尝试理解的内容的抽象议题。 怎样对付无穷无尽的“理论”，不致于囫囵吞枣、人云亦云，乃至锁闭心灵、戕害文艺，委实成了大问题。这一问题至今还是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返观中国当下学界，其时弊在于“尽弃固有宝藏不屑探究，而于西学亦不穷其根柢”，由于过分依赖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大部分研究注重概念的判断、逻辑的推衍，成了概念、术语的游戏，既不关心现实也不关心历史。阿多诺所批判的情形不仅未见消停，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一怒之下》里，杰夫·戴尔戏拟了一段评论家炫技式的表演：“我”——一位“在研究D.H.劳伦斯自传”的“知名教授”——受邀到丹麦做一场关于D.H.劳伦斯和英格兰风格的演讲，演讲厅里听众稀少，“我”先来了一段绕口的开场白：“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又称伯特·劳伦斯，他声称自己从来不是‘我们的伯特’，是位英国作家。一句很简单的表述。但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呃，这个表述的两个部分。我们是指他是个作家，同时是个英国人吗？或他是个英国人，是作家，还是两者都是？即使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中一个上，我们发现那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英国和人。”是的，劳伦斯依稀说过关于作为一个英国人的话，“我”在记忆里急速搜寻。“因此，呃，我们有了三个词：英国，作家和人。”“我”抬起头：“这三个词相互定义、阐述和解释了彼此。我想逐个分析，然后看它们是如何联合，结合到一起并在D.H.劳伦斯身上体现出一个英国人，一个作家……”接着四十来分钟就这样继续下去，基本涵盖了“我”关于劳伦斯和英格兰风格主题的全部内容……“那么，总而言之，”最后“我”总结道，“我们可以看出不仅是这句简单的表述——劳伦斯是位英国作家——有问题，而且这两个词——经过仔细推敲实际上是三个词——中的每一个相应地都有问题。但正是由于这些含糊不清、相互矛盾……诸如此类的背景，这三个词语中内在的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在这个英国人作家，D.H.劳伦斯人物身上得到了解决。谢谢。”底下一阵沉默，继而传来几声窃笑和微弱的掌声…… 喏，怎么样，你被这种表演笑破肚皮了吧？这种啰哩叭唆的智力体操，虚张声势，愚蠢至极，对吧？这场景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当今文艺理论几乎不再触及文学或艺术，评论界也不过是卖弄学问、掉书袋的竞技场。早在1960年，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夏皮罗在《捍卫天真》一文就坦言：文学批评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化神学”。评论家以所谓“学者”的身份穿梭于无数、无量的作品研讨会，只需阅读“内容介绍”或若干文字，便激扬文字或口若悬河。作家则往往纳闷：“他们说的是我吗？”这样的文学研究或评论，除了蛊惑人心、招摇撞骗，不会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它们实际陷入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闲言”的处境： 闲言的无根基状态并不妨碍它进入公众意见，反倒为它大开方便之门。闲言就是无须先把事情据为己有就懂得了一切的可能性……谁都可以振振闲言。它不仅使人免于真实领会的任务，而且还培养了一种漠无差别的领会力；对这种领会力来说，再没有任何东西是深深锁闭的。 …… ……既然闲言本来就不费心去回溯到所谈及的东西的根基之上去，那闲言原原本本就是一种封闭。 人们在闲言之际自以为达到了对谈及的东西的领会，这就加剧了封闭。由于这种自以为是，一切新的诘问和一切分析工作就被束之高阁，并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压制延宕下来。 对于这种“闲言”式研究或评论，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的批判一针见血：“（它）很难切入到文学艺术和美的细微问题，很难解决艺术与美的复杂问题。”童庆炳指出，破解此般困局的方法有二：其一，文学研究特别是文艺理论研究要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和文艺思潮保持密切的生动的联系；其二，文学研究应“深入历史语境”，追求深厚的历史感。前者不言而喻，姑置勿论；后者至为重要，其义大焉，待细加阐发。 何谓“历史语境”？通过与“历史背景”相比较，童庆炳对“历史语境”做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历史背景”讲的是外在的形势，时代的潮汐，亦即某个历史时期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历史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最多讲述某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展示某段历史与文学发展的趋势、特点大体对应，其着力点在“一般性”；“历史语境”则除了包含“历史背景”的一般性情况，把握一般的历史发展趋势、特点之外，还要进一步揭示作家、作品所产生的具体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包括历史契机、文化变化、情境转换、遭遇突显、心理状态等，具体深入探讨作家、作品的特色、风貌，对作家、作品做出具有历史具体性和深刻性的分析，其着力点在“特殊性”。 《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第一则云：“回向思想出于佛教，将无始以来的习气全回向完，唯此中国尚无相等的概念。《华严经》十信（信为道源功德母）、十住、十行，积德甚多，于是十回向，全发挥掉。回向之后，才可以谈十地了。回向的目的，是要成功一个大圆镜智，是转识成智的步骤。”“众生有烦恼障，菩萨无烦恼障，有知识障，回向可去除知识障。回向的方法是哪里来的就回向哪里，如写邵康节就回向邵康节，写熊先生（十力）就回向熊先生。”潘雨廷（1925—1991）打比方说：“镜子照东西无遁形，但照后一样不留，清清楚楚（但实际仍全在）。……故前日杜之韦认为不要读书，读书转增障碍是不对的。” 按，《实用佛学辞典》云：“回者转也，向者趣也；回转自己所修之功德而趣向于所期，谓之回向。”有十种回向：“一回向他，二回少向多，三回自之因行向他之因行，四回因而向果，五回劣而向胜，六（原缺），七回事而向理，八回差别之行而向圆融之行，九回世而向出世，十回顺理之事行而向理所成之事。”其中，前三种是“众生回向，愿回己之功德而施于一切众生也”；次三种是“菩提回向，回己之功德而趣求菩提也”；次二种是“实际回向，以己之功德趣求无为之涅槃”；又次二种“通于菩提及实际”。 潘雨廷所谓的“回向”，是一种“深入历史语境”的“处境分析”。龚鹏程对此有极好的阐释：“所谓处境分析，不是说我们必须以同情的心境重复古人原初的经验，是指研究者对于历史上那些行动者，他们所身处的环境行为，找出试验性或推测性的解释。这样的历史解释，必须解说一个观念的某种结构是如何形成、为何形成的。即使创造性的活动本不可能有完满的解释，但仍然可以用推测的方式提出解释，尝试重建行动者身处的问题环境，并使这个行动，达到‘可予了解’的地步……告诉我们文学批评家提出一个理论、一个观念、一个术语，为的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难题，他们遇到生命文化的、历史的，抑或美学的、创作经验的困难？想要如何面对它、处理它？为何如此处理？有什么特殊的好处，使得他们采用了这样的观点或理论？”钱锺书说过：“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尽管如此，通过“回向”式的“处境分析”，亦即徐复观所言的“追体验”，调动文学研究者的审美体验，向作品“生成的真实”做无限的还原式探究，可以实现古人与今人、作家与读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精神的融通，并以古人、作家、研究对象的精神境界提升今人、读者、研究者的精神境界。 陈寅恪有言：“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杰夫·戴尔笔下“我”之于D.H.劳伦斯的文学朝圣，20世纪七、八十年代萧涤非诸君的“访古学诗万里行”，均为“了解之同情”的一种努力。当时，萧涤非先生已逾古稀之年，仍亲率《杜甫全集》校注组两次赴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南等地，循着杜甫的遗迹实地考察，在“神游冥想”之余，亲历、亲证杜诗创作的具体语境，在实地考察式的“处境分析”中，真正“盘活”了文本与文献资料。 “回向”一方面追溯了某个概念、术语、观念、理论、作品背后具体作者的生命整体，将它们“事件化”后，深入了解其意义，真切体会其价值；另一方面则将人带入精神生活的维度，达成了本体性的理解，在精神上找到一条上出之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他人乃至世界，将精神广博的知识一一化作清明健朗的智慧，并作用于千差万别的事物。“回向”抛弃了一切成见与奢望，“神游冥想，与立说之人，处于同一境界”，祛除了“理障”或“知识障”，达到“了解之同情”，能受用一分就是一分，并将所得的受用当作“学”与“思”之新触机。 在生命的涤荡轮回里，确如萨义德所言，真正的创造者是一个自觉的“流亡者”，需要行走，不断离开，不断求索，审视固有的风格，离开浮华年代所谓的主流，以便更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传统。这就像一个远离故乡的人，行走，远离，劳攘岁月，山河入梦，心迹俱在，尘俗顿消，最后发现，所有的道路，所有未来的日子，所有来自他乡的经验，都不过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它。 “回向”由“终属难通”的“心理”而入，所得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体验之知”或“体知”；它既是求知的过程，也是思想陶炼的过程；既成就知识，也成就道德。在作家、作品、研究者的多重智慧生命的对证中，各种知识交相辉映、联动贯通，精神脉络不断生成、伸展，以此之明启彼之暗，会通多端，直指心源，融贯综赅，疏决江河，凿通龙门，创化新知。 对文学研究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童庆炳将之高度概括为“进”—“出”—“进”三个阶段： 一“进”，是通过读书、调查，搜集资料，梳理资料，进入到研究对象，务使研究对象烂熟于心。“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要采取‘无我’的态度，如果是观念先行，合我观念者取，不合我观念者舍，那么你掌握的对象是片面的，最后的研究结论也必然是片面的。” 这个“进”完成于对于资料的梳理，从中发现研究的“空白”点，继而提出自己的问题，寻找到亟待开拓的学术空间。 二“出”，是拉开一段距离，走“出”来审视业已掌握的资料，这样，研究对象的面目方能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语境化，即不是抽象地进行逻辑推理，而是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原有历史文化语境予以考察、理解；这是一种“出”，它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力图在整体联系中理解部分的意义。二是研究问题的视点，即立足一定的角度形成观察对象的视野，提出某种新的理论与学术假设。这是一个“有我”的过程，它考验一个人的全部才能与功力。 三“进”，是再一次“进”到研究对象中去，对材料加以处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全力求证自己提出的假设，即“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从逻辑上讲叫做归纳论证，就是用个别的事实去支持一般性命题或观点；“讲道理”从逻辑上讲叫做演绎论证，就是使用大家公认的道理来推衍出个别的或特殊的结论。“摆事实”与“讲道理”必须结合起来，这是一个“证我”的过程，即证实“我”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的论证过程。 “进”—“出”—“进”，即“能入—能出—能入”，或“具体—抽象—具体”，在这反复往返的过程中，研究主体心理的诸多矛盾——主观与客观、偶然与必然、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认识与意志、直觉与逻辑、信仰与智慧、个性与共性等等——简言之，“性智”与“量智”平衡协调，融化无碍，充分、深入地体会比较复杂的情感，洞察光暗交错、善恶并陈的现实人生。 童庆炳认为，一个研究者只有走完这全过程，才能拿出真正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否则，只能是东拼西凑，论点泛化，沦为“无根之学”。因此，他将“深入历史语境”作为“文化诗学”（其文艺思想之集大成）的“支点”。童庆炳说：“要是我们文学研究都能进入历史语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揭示作家和作品的产生，文学现象的出现，文学问题的提出，文学思潮的更替，那么文学研究首先就会取得‘真实’的效果，在求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求善求美。如果我们长期这样做下去，我们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研究，就会落到实处，真正地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理论说服力会加强，也必然会更具有学理性，更具有专业化的品格。” 诚哉斯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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