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媒介与当代文学生产的“后人类”向度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6:11:00 《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 张伟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作为文学活动的物化前提，技术媒介介入文学生产由来已久。凭依现代科技的强势支撑，技术媒介在文学活动中逾越人类主导文学生产愈益可能，由技术媒介替代人类进行文学生产所形构的“后人类”景观挑战着文学作为“人学”的审美基调，但这并不预示着“后人类”文学替代人类文学的必然。本真的情感体验、独特的审美创造力以及文学表意的深度意蕴及其语言本体的多样化风格成为“后人类”文学弥合人类文学的现实阈限。而当下文学批评中崇尚理性、消解文学本质性征的诸多倾向却以一种通约性行为逐步瓦解着人类文学对可能到来的“后人类”文化的有效抗衡力。 关 键 词：技术媒介/后人类/文学生产/人文主义/理性意识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视觉修辞与当代图像叙事的审美机制研究”(18BZW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伟，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平心而论，在“后学”理论层出不穷的当下社会中，但凡以“后”字作为前缀的话语范畴总带有丝许颠覆性的色彩，“后现代”、“后理论”是如此，“后人类”亦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前者多属于人类主体对置于身外的他者事物的命名，后者则是人类主体的反身指认，其解构乃至颠覆性色彩自然要重得多。诚然，作为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科学批评场域的理论术语，“后人类”更多体现出对未来社会剥离中心主义人类主体身份的一种预言，尽管当下学界不乏有“后人类主义”、“后人类时代”的理论遐想，但断言当下社会整体性的“后人类”实践的确为时尚早。然而，依托现代技术媒介的强力支撑，人工智能、网络空间、赛博格、虚拟身份等诸多兼带“后人类”性征的社会现象却又迫使现代人类不得不直面可能的“后人类”文化，从而以一种前瞻性的思维去思考当下社会业已现身的“后人类”实践，诚如后现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所预想的那样，在“后人类”社会，“人类的形式—包括人的欲望及所有的外在表征可能将发生急剧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个‘人’的问题”。①作为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当下的文学生产凭依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感知力自然成为现代社会“后人类”症候的试金石，且不说现代文学的诸多意象刻画与情境设计呈现出“后人类”的审美身姿，即便现实意义上的文学生产与传播也开始表现出一定的“后人类”向度。不可否认，当下文学生产的“后人类”审美实践离不开现代媒介的技术参与，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借助技术媒介的强力支撑才实现了当下社会文学生产“后人类”化的可能。因而考察技术媒介与文学生产与传播体例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剖析当下文学生产场域中的“后人类”表征及其审美走向，这既可增强对现代抑或未来社会“后人类”文化的审美认知，同时对技术时代的文学生产与传播也将有所启发。 一、技术参与文学生产的辩证镜像与审美逻辑 长久以来，作为文学生产的双向主体以及物化对象，作者、读者以及作品一直被视为文学生产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将这三者置于世界这一话语场域中，使这三者与世界一起构成文学生产的四个主导纽结，正是这四者之间的彼此呼应与意义关联形构了文学生产的通行体例。然而不可否认，尽管作者、作品、读者以及世界确为文学生产的核心因子，艾氏文学生产四要素的划分也的确介入了文学活动的本质形式，但作为贯通作者、读者、作品以及世界意义关联的技术手段以及作品本身的意义投射方式，媒介在文学活动中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某种意义上它决定着文学生产的存在形态，甚至如王一川先生所言：“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②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中，技术媒介作为文学活动的工具性存在，较之作者、读者以及作品而言，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为保守，引发的关注也颇为有限，在诸多的批评话语中频遭冷遇甚至一度“失声”。随着电子、数字时代的到来，文学活动的媒介参与愈发普泛与更具主导，媒介愈益成为现代文学意义生产的关键因素，在规约作者创作与读者接受的同时也操控着文学自身的意义生产。“媒介性本是文学的应有之义，因为文学总是凭附于一定的物质媒介，但媒介并非工具，也不只是信息，还更是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缩影，媒介不仅建构了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还几乎影响和参与了现代与后现代所有的文学场景与文学活动，迫使文学烙下或浓或淡的媒介意识。”③ 作为一种物化载体，媒介参与文学活动多发生在书面文字形成之后，尽管口传时代就有文学活动的雏形，口传文学也是凭依语言的在场进行编码与解码的信息传递，但语言尚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介质，“文学媒介应指传输语言的物质渠道，如传输诗句的竹简、手工印刷书、机械印刷书、电子书，以及连载小说的报纸和广播、刊发散文的杂志等，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内部形式组合”。④可以说真正意义上文学活动的媒介介入理应是书面文学的出现，以文字作为文学生产的物化符号进行传播，这不仅意味着作为观念的文学活动走向固化与持续，同时更意味着媒介的物化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口传文学的时空在场。诚如童庆炳先生所言：“文学书籍的出版、印刷、发行这一传播方式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开始取得了物质外壳，与它的作者分离。此后以作品的阅读、理解、阐释、评价，主要听命于它的新主人——广大文学读者了。”⑤诚然，文字的出现实现了对文学观念的物化与定型，进而初步形成了文学活动的内在秩序，但不同的文字表达阶段，媒介介入文学活动及其发挥的效应又存在着诸多差异。文字表达的早期，刻于甲骨、铜器以及竹木简上的文字对文学观念的表达及其意义生成无疑产生较大的制约力，篇幅短小、言简意赅成为文字传播的主体样式，同样也正是这一技术媒介的局限使得文学多为特定的社会群体所专享，并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来区异于社会的其他阶层。印刷媒介的出现无疑是文学生产方式的重要革新，无论是手工印刷抑或机械印刷对文学传播的速度、数量、距离以及覆盖范围都是质的提升，尤其是后者更是以一种产业化的方式介入文学的生产活动，将文学从一个社会特定阶层的专享权力拓展为整个社会大众的消费对象。不仅如此，机械复制的媒介传播同样介入文学意识与文学观念的生成，本雅明言下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韵味”的消失同样也体现在文学生产中，至少可以说，机械媒介的文学参与在影响文学生产方式与传播途径的同时也深化到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风格等诸多的文学表现层面，“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⑥ 尽管印刷时代技术媒介的介入改变了文学活动的多元意旨，但语言书写仍然是文学生产一以贯之的基本体例，任何一种印刷文本其实都离不开语言表意的根本形态。颠覆语言在文学生产中的主导性能也只能在电子、数字时代的文学生产中成为现实。凭依电子、数字技术的强势支撑，文学的生产符号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图像、声音成为这一时代文学表征的新兴符号，“读图”甚至取代阅读成为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主要方式，与之相适应，文学写作也不再拘泥于单纯的文字书写，“以机换笔”遂成为电子、数字时代文学写作的通行模式。就文学的存在形态而言，由于技术媒介的强势介入，出于媒介的多样性征，文学的存在样式也趋于多元，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短信文学、博客文学都是技术媒介媾和文学创作的产物。可以说，电子、数字时代技术的主导机制几乎颠覆了传统文学生产的诸多常例，一种迥异于传统形态的新型文学成为可能。 不可否认，技术媒介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文学的传播趋向，促进了文学自身的革命，但同时又是以牺牲文学既定的某些性征为代价的。口传文学时期，文学生产的时空在场确保了作者的话语权威，作者的观念意识与情感意志出于其自身的在场感发而独于一尊、毋容置疑，从某种意义而言，口传文学是最能代表主体生命意识与情感体验的话语，文学中的“人”性特征最为彰显。印刷时代媒介介入文学生产的工具性征得以凸显，文学作为社会少数阶层的稀缺性文化资本的局面遭遇消解，产业化的文学生产模式不仅拓展了文学文本的接纳范围，同时对文学本身的审美性征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受制于商业化的主导，文学自身的“韵味”自然遭受牵制，原本完全生成于自身社会感悟与审美体验的文学创作开始考虑到接纳语境的需要，一大批非“文学”的文学样式被纳入到文学场域中。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仍然遵循着“人”学的主体观念，但不可否认技术媒介的介入或多或少地篡改了文学作为“人”学的些许性征，文学与作为创作主体的“人”之间的隔膜逐渐形成。技术媒介主导地位的确立是电子、数字时代的标志。在电子、数字时代，文学生产的技术媒介已然不再是人类身体的一种延伸，其自身的工具理性已近极致，相反，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开始进驻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并以功能主体的身份重新建构着文学活动的审美空间。就文学生产中人的主体意识而言，从创作体例到文本生成，从传播路径到读者接受互动，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意识在不断降低，依托技术媒介所生成的虚拟意象颠覆了传统文学中对作品真实性的审美认知，声像塑造的文学再现消解了主体在文学吟诵过程中的情感在场，正如南帆在谈及“超文本”时所言，这种阅读“不仅摧毁了故事之中的人物等级，废弃了种种人为的结构，而且彻底地导致了线性逻辑的解体。于是中心、主题、主角、线索、视角、开端与结局、文本的边界，这些概念统统失效”。⑦ 从口传文学时代技术媒介的尚未成型到文字表达时代媒介的有限介入，从印刷时代技术媒介规约机制的愈发凸显再到电子、数字时代技术媒介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媒介参与文学活动几乎印证着一条由隐到显、由表及里的中心化路径。“媒介并非工具，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⑧当技术媒介摆脱单纯工具性并在功能性主体上愈发强化并最终以一种主导性机制来重构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人”这一既定的文学活动的主体又会遭遇怎样的情形，这可能是技术媒介参与文学活动并突破一定临界之后人类面对文学生产不得不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后人类”审美的本质及其对文学“人学”性征的挑战 作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新兴的批评范畴，“后人类”这一“后学”话语全然颠覆了社会主体一直以来对“后学”理论所惯有的“他者”情怀，这一“后学”范畴对人类主体所具有的反身指认性征使得一切相关的理论考察都附带了一定的急迫性与焦虑感。经久以来，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凭依独有的理性思维与情感表达而成为区异于其他物种的世界主导者。在中西方思想史上，拥有理性意识的人类在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一直是作为主体出现的，人类的认知也总是以人类固有的内在尺度为前提。康德就认为：“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人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自由人。人也是自然的立法者。”⑨作为万物的目的性存在，人类本体的纯洁性数百年来一度是西方思想界不可逾越的法典，人，这个“由上帝之手制造，任何人造出的机器都无法与其相比，其内部的运动也比任何机器都要神奇”⑩几乎成为传统人文主义主体论者的共识，从而也奠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原旨。 或许是出于对“人类中心论”的坚守，或许其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尚未普泛，“后人类”作为当下社会的批评话语一度为一些学者所否认或回避，其理论内涵以及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也存在着诸多争议。无论是将“后人类”视为后结构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性产物抑或将其当作某种新型“人文主义”的重启与再生，无论是引证福柯的“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11)来表达对“后人类”到来的悲观还是直接宣告后人类“并不是真的意味着人类的终结。它标示出一种特定的关于人的观念的终结，这个观念最多是被人类中的一小部分人——即那些有财富、权力以及闲暇的人，他们能够以此将自己定义为可以通过个人力量与选择实践自身意志的自主的存在物所持有”。(12)“后人类”作为当下社会生活中一种既定的文化形态已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批评场域中必须直面的现实命题。 不可否认，“后人类”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盲目尊崇人类理性与主体的一种反拨，但更为核心与直接的原因则是科学技术的内在驱动。自有人类以来，依托外物媒介来延展人类本有的身体功能便成为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在征服自然、营造日常生产生活的进程中拓展技术工具的职能与范围成为人类构建自身主体性与中心地位的有效途径。当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技术工具与人类主体的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作为一种主体存在对技术工具无疑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借助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技术媒介在现代社会更多体现出功能主体的属性，进而与人类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交互关系。正是由于技术媒介的强势演变使得技术与人类的关系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技术能否颠覆人的主导性地位而建构自身的主导权？现代科技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不断佐证着这一可能，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数字媒介、赛博格等一系列现代技术手段进驻日常生产、生活乃至文学艺术创作，技术媒介的衍进正逐步蚕食着人类的主导权，数码转型与生物学革命作为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已然将人类社会整体性地置入文明的临界点，诚如汉斯·莫拉维克所描绘的那样：“人类要么乖乖地进入那个美好的夜晚，加入恐龙的队伍，成为曾经统治地球但是现在已经被淘汰的物种；要么自己变成机器再多坚持一阵子。”(13) 诚然，“后人类”并非是敌意性的“反人类”或者是完全抛弃人的根本存在的“非人类”，其实质是技术媒介在社会发展与文化生活领域对人类主导意识的某种僭越与篡夺，传统意义上人类对技术媒介所拥有的工具理性逆向转化为技术力量对人的反身规制。其实早在20世纪中叶，海德格尔就表达了对技术发展的担心。他认为，技术可以将客体纳入自身的框架，将其变成为人类所使用的资源，同样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殃及现代主体的自由意志，人类也同样可能被技术纳入自己的座架，为技术所驭使与操控。(14)相对物质生产而言，人类在精神生活领域中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似乎强得多，换句话说，技术媒介对精神生产领域“人”的主体性的僭越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后人类”质疑人的主体统一性，进而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无论是机器人有岭雷太创作的科幻小说《机器人写小说的那一天》入围日本第三届“星期一文学奖”、美国联合通讯社使用机器人记者连续工作六个月而受众毫无发觉、抑或以机器人初音未来为主角的日本3D全息投影虚拟演唱会的成功举办、无不验证着技术媒介作为主导性存在介入艺术审美的现实。由此，一方面是文学艺术生产对“人”的主体性的秉持，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技术媒介介入艺术生产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由之形成的悖论遂成为当下文学批评面对可能的“后人类”语境亟待需要回应的问题。 单就文学活动而言，文学或许是人类精神生产中最能彰显“人”的主体性的审美样式。百余年前高尔基就倡导将文学命名为“人学”，钱谷融先生更是主张将文学视为“人学”是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经久以来，文学生产的主体是人，文学的接受主体也是人，文学的题材更是离不开处在各种各样社会关系中的人。无论是文艺复兴对人的“原欲”的倡导、启蒙运动在“人”的理解上对“人智”的诉求抑或新文学运动所吁求的“为人生而艺术”，中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始终回荡着人对自我灵魂的叩问，始终贯穿着深沉而坚实的生命意识与人性意蕴，而“人”的母题则成为中西方文学挥之不去的书写主旨。抛开文学内在的“人”的属性与表征，单就文学的物化过程同样也离不开“人”的主体意识的操控，从作者的艺术构思到文本生成，从读者的文本接纳到审美批评，环绕文学活动的自始至终是“人”的一种实体性与观念化的双重存在。正是因为文学与人的紧密关联，当直面致力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类”思潮，不仅文学的主题转向更多的“非人”话题，甚至连其创作主体都由“非人”的人工智能承载时，“向生而死”抑或“向死而生”自然成为“后人类”语境下文学的艰难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