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张力及其超越——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的立场与方法(2)
http://www.newdu.com 2024/12/01 12:12:40 《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 杨建刚 参加讨论
二、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接合及其超越 在伯明翰学派之前，从事文化研究的主要有法兰克福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等流派。霍尔等人因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而与其保持距离，故而与批判理论没有发生应有的“接合”[8]。相反，他们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抱以极大的兴趣，试图将两者所分别秉持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接合在一起并加以超越，从而创建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范式。 威廉斯等新左派倡导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威廉斯认识到，虽然马克思曾构想过一种文化理论，但最终并没有能够充分完善和实现。包括普列汉诺夫等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试图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结果却造成了一片混乱，因为“这些理论在不同场合和不同作家那里，大家都在各取所需地随意使用所有这些说法”[9]289。更严重的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模式简单化地套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模式，把文化的发展动力直接地归结为经济因素而忽视了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从而造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恩格斯曾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0]威廉斯等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混乱和误读现象，因此他们一边接受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一边又坚决反对后世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经济还原论”，认为其忽视了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从而大大削弱了文化在社会建构中的重要性。因此，在他们看来，走出“经济还原论”的拘囿，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就成为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他们对待马克思的态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深深地影响了伯明翰学派。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人们的“整体性的生活方式”[9]337，而文化研究就是“对整体的生活方式之内的各元素之间的关系的关注”[11]206，其重点是探究和分析人们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结构。在霍尔看来，威廉斯对文化的这种界定超越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看到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用“文化主义”概括其方法论至为贴切。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文化主义坚持一种人文主义立场，而其方法则是经验主义的，缺乏一定的科学性。 就在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大行其道之时，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范式异军突起，从而形成了文化研究领域双星并峙、相互补充、此消彼涨的局面。虽然结构主义也同样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隐喻，并在很多方面与文化主义有明显的重叠，但差异也极为明显。从研究对象方面来说，结构主义关注的不再是文化主义所关注的经验问题，而是把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分析的核心问题，从中我们也可清晰地看到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密切关联。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结构化和“多元决定论”，认为是结构和整体决定了文化的特性，因此在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的同时，由于其反对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倾向而又“让文化进程偏离了它所服从的‘人的设想’这个中心……因此，结构主义也标志着和理论性人文主义的各种主导范式的彻底决裂。”[12]193 霍尔认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相互对立，各自的优点及其获得恰恰都源自对方的弱点，因此“都不足以将文化研究构造成一个有明确概念和充分理论根据的领域”[13]。但换个角度看，两者却又相互补充，如果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加以辩证综合，必然产生一种新的文化研究范式。霍尔将这种多重立场和方法间的“接合”所构成的复杂关系描述为“多重视野的搏斗”[14]。正是在这个克服双方弱点的同时进行综合运用的新起点上，霍尔开启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征程。在该过程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权力理论，一并进入霍尔的视野，为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和武器。其中，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霍尔的影响尤甚，在霍尔看来，“葛兰西大大纠正了各种结构主义理论通常据以运作的那种非历史的、高度抽象的、拘泥于形式的以及理论主义的层面”[12]200。由是，霍尔建立了他自己乃至整个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风格和特色，也奠定了他在伯明翰学派乃至世界文化研究领域的领袖地位。 三、电视文化的符号学批判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年亚文化和媒体这两个相互交织的领域。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将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11]224，而媒体研究的方法则侧重于将马克思主义立场与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结合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霍尔对电视文化的符号学批判。威廉斯把电视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和文化形式”以及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进行了深入研究[15]。霍尔继承了威廉斯的这一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把研究中心置于电视和媒体研究，主要尝试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研究媒体与国家、政治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电视文化研究中，霍尔指出：“节目制作被描述为公众的声音，事实上却只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16]霍尔把电视媒体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资本主义运用电视节目的符号编码和解码机制生产意识形态，从而实现统治的重要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体表面上与国家政权相互冲突，新闻记者热衷于报道政治家的丑闻，并对各种政策提出批评，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新闻媒体站在民众的一边，代表了民众的声音。但这些却都是假象，其深层则是媒体与政权之间的共谋。 霍尔等人的这种极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批判立场是通过对电视文本进行结构主义的符号分析来确立的。在《编码，解码》一文中，霍尔借用了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理论和雅各布森的语言交流理论。在霍尔看来，电视节目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具有与一般商品类似的生产和消费过程，符合一般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规律。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它又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它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言语交流行为的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雅各布森提出了言语交流活动的六要素，即信息的发送者、信息、符码、语境、接触和信息的接受者。在言语交流活动中，信息的发送者根据语境、通过语言符码来编织信息，形成语言文本，借助一定的接触方式将信息传递给信息的接受者。在此过程中，就出现了信息发送者的编码和信息接受者的解码两个活动，而对于信息交流能否完成而言，这是最至关重要的两个环节。霍尔将该理论运用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把电视、广播、报纸等一系列大众传播行为都看作类似于语言活动的信息生产和传递过程，因此可借用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 大众传播研究首先面临信息的编码问题。任何一个尚未经过加工的历史事件都不可能通过电视新闻来进行传播，只有当历史事件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和话语规则范围内经过加工而符号化之后，传播才成为可能。在此，历史事件必须服从语言的形式规则才能够被符号化或编码，从一个原生态的“历史事件”转变为一个可讲述的“故事”。这样，通常被看作信息传播过程中居于次要地位的话语形式就被提高到了“主导地位”。不同的信息传播媒介的话语形式规则不同，也就决定了同一个历史事件因不同媒介所编码而成的“故事”会具有不同特点，并产生不同效果。鲍德里亚不无极端地说海湾战争没有发生，就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战争，而是经过电视新闻媒介编码过的“故事”[17]。但霍尔与之不同，认为即使话语规则和信息形式僭越为主导性要素，也并不意味着它所指涉的历史事件、产生这一事件的社会关系以及事件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不复存在。话语生产者借用一定的符号编码规则把基于一定社会关系而发生的历史事件编码为“作为意义的话语节目”，并试图通过诱导受众按照其设计好的规则和路径对这些话语信息进行解码，从而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在受众中产生影响，进而完成情感传达、思想建构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等目的。在此过程中，信息编码者往往试图使具有一定主观意向或意识形态性的信息表征为自然或真实的样貌。因此，霍尔认为并不存在巴特所说的“零度”语言，所谓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式地对再现对象的忠实再现，以及其所造成的“真实效果”，皆是话语实践的结果[18]。 但信息和话语的编码者与解码者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解码者也并非按编码者的编码规则进行解码，这就造成了信息传递过程中误读的可能性。为减少这种误解，话语编码者往往选择一种社会通用的“主导话语结构”进行编码，也期望解码者能够从诸多解码方案中采用这种主导性话语结构来解码。这种主导话语结构在话语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处于“主导—霸权地位”，这也是电视、广播等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大众传播媒介所采用的主要编码和解码方式。这是一种理想的解读模式，而在实际的信息传递中，出现更多的是信息的“协调性解读”。在协调性解读中，解码者与编码者基于不同的社会关系，采用不同的符码规则，甚至对相同符码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也有所不同，因而信息解读中必然存在误读和分歧。真实的意义和信息的获得就是在编码者通过符码所编织和传递的意义与解码者所解读的意义之间相互协调和博弈的结果。第三种情况是解码者采用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解码，得出相反或敌对的信息，霍尔称之为“对抗的符码”。这种对抗性解读是一种“意义的政治策略”，其中融入了政治和话语的斗争。由于不同的编码和解码的方式与策略的存在，电视、广播等媒体在编码过程中也就不仅提供一个可供解释的固定意义，而且提供一种意义解读的范围，或者说通过推荐一种或几种意义来引导观众对经过编码的文本进行解读和释义。正是这种推荐的多义性的存在，使电视等媒介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