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视角下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尺度、机遇与发展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9:11:37 未知 江玉琴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后殖民生态批评以宏大视角重新审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政治与生态环境：既从历史的维度纵贯古今，认识西方观念的发展历程及其文化、政治、伦理在个体、族群、环境、自然之间产生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影响；又从空间的维度横贯东西，以全球化理论为轴心，观照当代社会的现代性、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等理论思潮。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这一政治维度、伦理维度和文化维度在后人类时代不断遭到挑战，呈现了二元论的局限性及困境，通过重新思考后人类时代的新人形态、人与世界的关系，后殖民生态批评将走向整体性的后人类生态批评。 关 键 词：后殖民生态批评/后人文主义/后人类生态批评 作者简介：江玉琴，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后殖民生态批评诞生于21世纪初，源于后殖民批评的“生态转向”与生态批评的“后殖民转向”。[1]后殖民生态批评强调生态批评的历史文化语境、后殖民批评文化政治研究的自然与环境维度，以胡根和蒂芬（Graham Huggan and Helen Tiffin）、科亭（Dean Curtin）、海瑟（Ursula K．Heiser）、穆克杰（Upamanyu Pablo Mukherjee）、尼克森（RobNixon）、德龙格雷与汉德雷（Elizabeth DeLoughrey and George Handley）等为典型代表。[2]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殖民生态批评一方面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延伸与拓展了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的广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也深受当代科技发展与后人类观念之困，呈现了跨学科研究进程中的局限性与批评观念发展转变的紧迫性。本文立足于后人类发展现状与后人类观念建构， 聚焦后殖民生态批评的三个维度： 政治、伦理、文化维度，阐述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局限与机遇，开拓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发展路径。 一、后人类时代与后人类观念的兴起 2018年第3期《文艺理论研究》 基于2017年在上海举行的关于“后人类语境与文论研究的未来” 的专题研讨会， 刊发了系列论文，探讨后人类语境与文论研究的未来。“后人类主义” 挑战了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与人文学科，推动文学理论研究重视 “后人类” 理论话语。对此中国学者也纷纷撰文进行评价和对话，[3]这意味着“后人类主义”的讨论已经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产生影响， 并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海勒（N.KatherineHayles）、布拉伊多蒂（RosiBraidotti）、哈拉维（Donna J.Haraway）等人都是后人类研究的先驱。海勒早在1999年出版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就已经提出 “后人类” 概念并详细描摹了 “后人类” 的主要特性。 “首先， 后人类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 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 因此生物基质形成的具体形象并不被看作是生命的必然。其次，意识／观念只是一种偶然现象。第三，人的身体只是我们需要学会操纵的假体。人们需要持续来学习的内容就是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最后，人类应该能与智能机器人严丝合缝地整合在一起。”海勒在此强调了人类物质性的变形，以及人类与机器的共生关系，这体现在机器与人类可能的具身化相结合，也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后人类主义（既不将后人类嫁接到自由人本主义的自我观念上，也不必成为反人类）。[4]正是这种新型的身体具象与思想观念的发展挑战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所形成的意识与思想体系。 布拉伊多蒂将人类面对科学进步和全球化双重压力下而产生的剧烈变化及困境描述为 “后人类境况”。这一境况反映了人类发展的矛盾性：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另一方面，后人类又不断消解过去以人为万物中心的观念，与人本思想、人类中心主义关联的人文学科逐渐丧失掌控力。但布拉伊多蒂仍然强调后人类境况中人作为生命物质本身的活力与创造力。“我认为，后人类境况的公分母就是承认生命物质本身是有活力的、自创性的而又非自然主义的结构。自然—文化的这种连续统一性是我研究后人类理论的出发点。”她以此来强调后人类理论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她还特别指出，自然—文化的连续性在后人类理论的建构中呈现为一种科学范式，而不是社会建构主义模式，因为社会建构主义模式的二元论现在应该让位于“非二元的、自然—文化互动的见解”。[5]这意味着科学进步的后果造成了自然物与文化物二元界限的模糊化，这也必然产生出社会学理论在概念、方法和政治实践上的变化。 这种科学范式由哈拉维进行了实践。哈拉维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赛博格”（cyborg），即生物体和机器的混合体。“赛博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混合体，其组成成分首先包括我们自身以及其它未经我们精心挑选的高科技形式的有机物，它们成为信息系统、文本和人体功率学控制下的劳动、需求和繁殖系 统”。[6]她站在科学立场上，发现自然作为一个生产和繁殖的系统，生物政治在其中产生的作用，并建构出其深层的文化隐喻。赛博格导致的人类差异性抑或“怪物”并由此产生出有机体和技术视野的转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思考并被重置于同一和差异、自我和他人、内部和外部、认识和误识的模糊边界中。 “后人类” 概念打破了人类—自然的二元关系，开启了对人类具身性与离身性的新维度。“通讯技术和生物技术是重构我们身体的重要工具”，人类身体的物质性无法逃避 “互构性”、有限性、不纯性和历史性的挑战。 因此，当我们面临当代科技发展带来的虚拟社会、虚拟空间和虚拟人的新型模式时， 我们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文主义、人本主义都必然产生新的认识。正如海勒所指出，无论人是以怎样的模式发展，我们仍然应该乐观地看待人类的未来，将对人的讨论置身于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自然、环境中进行观照，我们也必将认识人类发展的未来，这为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演进的路径和空间。 二、后人类时代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尺度与局限 后殖民生态批评目前主要围绕着三个维度展开，即政治维度、伦理维度和文化维度。[8]后殖民生态批评一方面呈现出理论建构的活力，另一方面也面临挑战而显示出其理论的局限性。 1.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政治维度及其局限性 后殖民生态批评认为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应同时认识殖民主义的遗产及新殖民主义， “发展” 成为关键词，彰显了人类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 以及殖民扩张时代与战后民族国家建设中充斥着的西方进步观念。 胡根与蒂芬将人类对待自然与环境的态度变化归结为西方 “发展” 的意识形态， 即西方从工业革命时代所秉承的发展观念， 建构了人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 以及现代性框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种 “发展” 意识形态随着西方全球拓殖的延伸而影响全球。 胡根与蒂芬对“发展”意识形态的梳理与批判影响了穆克杰、德隆格雷等众多学者。穆克杰明确表示，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西方资本在行新殖民主义之实。发展主义导致西方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圈地， 进行新形式的土地剥削与环境破坏。[9]因此，“土地发展”形成一种怪圈，它近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圈地运动，将农民赶离自己的土地，不同的是，它本身还呈现了西方对于东方的绝对优势和主导。正是基于“土地发展”观念，西方跨国公司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土地与自然，各种本土生态系统也日益受到“土地发展” 项目的侵袭。本土农业逐渐被消解，生态系统愈来愈趋同化， 愈来愈西方化。[10]这一问题在布朗顿（Alan Broughton）看来就已经构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攫取和农业掠夺。跨国寡头购买或租用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进行 “生物燃料生产”，“为他们国内的能源提供需要一种人工合成的生物燃料目标”， 或为了确保发达国家的食物安全而进行的生产，以及纯粹为了投机而进行的种植生产，由此从土地剥削和日益提高的土地价格中获取巨额利润，[11]这导致了全球范围的食物危机和土地危机。 这也是尼克森所谓的“缓慢暴力”，人们还以更激进的名称“生态帝国主义”来称谓。“生态帝国主义”本身就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不平等和压迫关系隐喻。换句话说，“生态帝国主义”指涉了发展中国家生态物种的更新与灭绝都与帝国主义的活动、发展主义观念的传播密切关联， 生物物种的变化与生态环境的改变从来就不只是生态层面的问题，生态帝国主义还带来了本土文化与习俗的改变。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与生态圈的变化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密切相关的文化仪式逐渐丧失，施娃（VandanaShiva）反复提醒人们，“全球所有花草的生物体系，其本身成为了一个富有经验的、帝国的设计，成为了为跨国公司带来专利化生命形式和本地知识概要的工具， 由此产生了一种知识的同质化文化”， 因为 “资本现在必须寻求新的殖民地来进行侵占和剥削以进行进一步的积累”。而这些新殖民地就是 “女性、植物、动物身体的内在空间”。[12] 应该说，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政治维度始终警惕东方—西方、资本—原料、男人—女人、强者—弱者之间的话语霸权所导致的对自然的剥削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后殖民生态批评强调， 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并不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为我们理解生态环境提供了历史向度以及文明发展向度的思考。但在后人类视角下，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这一洞察力所折射出来的东西二元关系就变得模糊并丧失了张力，人类中心主义也丧失了它的本体性。当人类的物质性和具身性受到赛博空间的离身性和精神性的挑战时， 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指向即使仍然坚持其对话语霸权进行批判的态度，但批判所指向的对象已经超越了东西方二元关系本身和人本主义，而走向更开放、更遥远的人与物、科技与话语的模糊领域，这导致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政治维度缺乏深度而容易沦为政治话语的附庸。 2.后殖民生态批评的伦理维度及其局限性 后殖民生态批评的伦理维度主要关注环境公正问题。环境公正观念意味着所有人平等享有自然环境的权利。后殖民生态批评的环境伦理探讨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弱势国家和民族、族群环境正义的呼吁；其二是基于荒野与田园观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为社会文化的差异而产生出不同的环境伦理反应。 “环境正义”源自1987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瓦伦县穷人对环境的诉求，他们反抗将瓦伦县作为整个北卡罗来纳州有毒工业垃圾的倾倒和填埋点。他们的诉求与反抗获得了美国环境保护的积极响应，并于1991年成功通过17条“环境正义基本原则”。在这17条环境正义基本原则中， 所有的生态系统及其所有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了尊重， 所有人在政治、经济以及环境上的基本权利也得到了尊重，同时美国社会中存在环境权利的阶层差异与种族差异这一现象也开始为人所关注。 但“环境正义”远非一国之内对阶级差异和种族差异的超越，还应考虑国与国之间由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的差异而导致的环境不平等现象，以此探讨将地球作为整体生态系统的环境依存和公正关系。这也是印度学者古哈（Ramachandra Guha） 所强调的，“西方生态学应该考虑帝国主义在理解环境并号召人们来采取行动中所产生的作用，考虑资本主义消费在所谓的‘第一’ 和‘第三世界’中可能被批评并被重构对人类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13]对环境正义的诉求应该成为东西文化语境中环境批评学者的社会责任。 环境正义存在于多重语境之中。格拉德（Greg Garrad）在梳理生态批评时特别关注荒野（wilderness）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及其生态指涉。他就荒野意象进行了新旧世界的对比，“如果田园是旧世界杰出的自然建构，适用于长期定居的土地和驯化的风景，荒野则适合新世界定居者的经历——特别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它们很显然是尚未被驯服的风景，也呈现了文化力量和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14]对于这样一种荒野的歌颂，科亭却认为其中忽略了对环境伦理与环境正义的考量。科亭在《后殖民世界的环境伦理》一书中严厉批判了美国白人以西方概念和权力话语定义北美，严重剥夺和破坏了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环境权利，也破坏了印第安人因环境而建构的文化习俗。他特别强调美国实施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所在，“北美从某种程度上说， 需要被认为是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这样为殖民者提供了对土地宣称所有权的道德和法律支持”。[15]因此科亭为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发声，提出环境正义超越种族政治，寻求印第安人在历史与现代处境中的环境权利。 科亭在寻求环境正义时还考虑到不同国家文化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不同现状，因此极力反对全球一体化的生态措施。他以美国荒野国家公园为例，肯定了美国荒野国家公园对环境保护产生的积极作用， 但荒野国家公园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性并不一样，在一些国家反而成为了环境破坏。如果忽略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政治权力发展的不平等现象，全球环境运动实际就会推动全球北方对南方的环境剥削和压迫。科亭特别提醒人们，“将环境与社会公正关联起来，将它们置于更深层的历史语境中，这样才能产生更深远的洞察力。”[16] 环境伦理进一步凸显了尼克森在《缓慢暴力》中提出的环境公正新范畴的问题。尼克森发现南方面临着国际石化公司、大坝产业、野外旅行、农业经济和美国军事事业等对环境的长期破坏，这导致南方穷人的健康和生活方式都受到影响。这种环境后果和影响都是漫长的， 构成了尼克森所称之为的缓慢暴力，这方面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重新思考全球环境问题， 提倡环境正义， 警醒所有人承担起对于地球环境保护的责任， 可谓任重道远。 环境正义将全球所有人关联在一起。针对这一情况，德隆格雷与汉德雷呼吁，“后殖民生态批评需要找到一种途径，以伦理术语来谈论全球与地方， 而无需减少差异性，无需构成旧的结构化的登记制度，这的确是一种挑战。”[17]他们发现，全球气候问题与气候公正问题有利于产生新的集合体，并竭力推动保持全球和地方差异性之间的微妙平衡，在这种境地下，环境伦理更应该成为人们思考的重心。 从上述批评家的评论和建议中我们发现，后殖民生态批评的环境伦理观强调了所有人应该享有平等的环境权利和社会公正，面对同一个地球应该共同承担起保护地球环境的责任和使命。在后人类时代，环境伦理也面临新的挑战。环境伦理不仅关涉种族、阶级、性别差异， 更关涉人类对待非人类、智能人类的状况。推动环境公正成为科技发展进程中的一项最重要事业，即人类如何在虚拟空间与物质空间实现环境最大限度的包容性，人类个体如何最大限度地享有健康环境。 3.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文化维度及其局限 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依凭于环境而构建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人们的本土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诸如人与家园、人与民族、人与文化的关系。 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类应将自然与环境作为人类的家园与栖息地来热爱。但家园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场所，一个在文化进程中游移与发展的概念。家园既与土地、地点有关，又因物理的移动而产生出 语言和情感的裂缝。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当代，对家园的认知也不断出现变体并呈现出多样性形态。 后殖民生态批评聚焦土地、家园与个体意识，探讨个体对地点与移置的认同焦虑，以及因自然环境的变更产生了对原有文化与仪式消逝现象的忧虑。很多西印度群岛的作家成为 这一现象的思考者。 卡特 （Martin Carter）于1951年发表了名为 《听土地 说》的诗歌，批判了土地中的殖民暴力。[18]女作家金凯德（Jamaica Kincaid）也表达了这样的愤怒，她认为英国人在殖民安提瓜的过程中，不仅进行了政治上的殖民统治，而且在环境上改造了安提瓜，与这些风景相适应的习俗与礼仪也因风景的消失而无影无 踪。殖民者以权力话语改造风景，擦除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风景记忆与文化记忆，带给他们无法弥合的创伤。[19] 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文化维度也思考全球化与生物地方主义的问题。很多生态批评家强调全球主义带给环境的影响，要求人们在关涉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问题时应更多一些多元化的思考与不同的声音。环境地方主义一直是人们抵制全球化的方式。当代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提出，“环境表达的是全球现象，尽管各类文化中必定有非常重要的大众团体，但是认识到文化的丰富本土特色似乎也很重要。”[20]他使用了生态地方主义（bioregionalism）的概念，但强调生态地方主义并非处于封闭、保守的状态，而应在世界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多重语境中，将多种地方意识进行跨地互动，实现地方与全球的合作。 海瑟则以“生态—世界主义”作为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下的文化发展之路。她认为，人们所关注的地球既是一个整体，又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呈现不同的形式。因此应该建构以新型的生态世界主义为基础的环保主义。“这种环保主义也许能有效地与日益发展的全球关联性模式——包括由风险导致的各种关联性相融合。”[21]海瑟充分表达了对于全球化时代环境与文化发展的乐观心态。 海瑟还认识到当代科技发展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与环境认识的变化。她发现，新的文化形式越来越超越地方，更多呈现为“非领地化”，如互联网虚拟社交等，这使得传统的环境批评模式也需要被重新审视，在后人类时代，对环境的想象将不再聚焦于全球、本土与地方的关系，而是聚焦于领地与系统的关系，移置、文化认同等问题也需要重新认识。当海瑟将环境想象“非领地化”时，也意味着后人类时代的文化挑战己经开始了。 三、走向后人类生态批评 后殖民生态批评认为，“只要是研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状况的任何理论，都会将环境范畴如水、土地、能源、居住、移民与政治文化范畴结合起来思考。同样任何认识到环境重要性的阐述也一定会追溯社会、历史和物质范畴等与森林、河流、生物区域和物种范畴的重叠”。[22]因此，后殖民生态批评聚焦于文学中的物质世界和社会关系，立足于历史和未来，全面探索生态、人类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关系。后殖民生态批评认为，帝国历史的建构中本身就充斥了人与环境的认识论。“殖民主义不只是被理解为一种与欧洲和美国相对而言的边缘性历史，它更是一个发生在其中并激进地改变都市中心的进程……否定殖民和环境历史的相互建构性，就会错失很多帝国项目中自然资源被剥削的核心意义”。[23]这也意味着后殖民生态批评一方面与现代性话语进行对话，梳理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对自然与环境的认识、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另一方面与全球化理论进行对话，要求在全球性的宏大视角下重新思考地方的、本土的文化、自然与环境。 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世界在飞速发展并发生急剧裂变，人类本身正在走向虚拟空间，人与自然及环境的关系也在发生改变，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对全球化、虚拟空间与肉身自然的重新认识 全球化几乎在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候就开始同步进行。如马克思所言，“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24]德里克将其看作是早期全球化。但正如马克思所发现的，资产阶级凭借“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5]在马克思的这种描述中，人们发现，它不仅指涉政治经济体系，同样也包括生态环境。 当后殖民生态批评探讨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东西方之间的环境问题及其政治经济根源时，并不是泛泛讨论生态问题或种族问题，而是聚焦在两者之间(in-between)的关系中，即只有涉及西方对东方的压迫、东方对西方的反抗、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文化霸权、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意识之类的问题时，它所关注的问题才是有效且深入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没有这些跨越性，也就消解了它的存身立命之所，而这种二元认识在肉身自然观念中却受到挑战。 阿莱默在《肉身自然》中提出了“跨身体”(transcorporeality)的概念。阿莱默发现，人类所设置的计划总是试图将事物置于掌握之中，但既然一个人的自我是处于与世界的可持续性关联的活动中，那么物质性的自我就无法剥离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科学的网络，而可持续性本身就是与人类主体相关联的。在后人类时代，人们进入到一种旋转的、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中，原本与伦理的或政治的事件密切相关，现在反而变得难以把握了。[26]因此“跨肉身性”(trans-corporeal)认识论具有不确定性、经验性、业余性、偶然性以及介入性。基于后人类的这种特性，在社会文化层而上进行的东—西方、上—下阶层、男—女等二元建构也就具有了不确定性。对于身体、自然、人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新追踪与阐述也必然将推动后殖民生态批评进入更深维度的后人类生态批评研究。 在此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权力在其中的作用，布拉伊多蒂在《后人类》中提醒我们注意，“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生物遗传技术导致后人类的形式变态，其核心是人类与动物互动环节的断裂，而一切生物都被卷入全球化经济的纺织机里。”[27]她发现，生命物质的遗传密码——生命本身，成为了主要资本，超级资本家将财富高度集中，将生态系统转化为全球性的生产工具，将新的多媒体环境变成全球化的信息娱乐产业工具。因此超人类、后人类也仍然无法避免资本力量与霸权的实施，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隐晦与复杂。 2.后人类时代的生态后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是一个颇具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概念，也是生态批评予以批判的对象。人文主义裹挟科技发展，人类以主人的姿态对自然、动物及环境进行了控制与改造，让世界成为人类主体意识主导下的客体。在后人类时代，后人文主义者如布拉伊多蒂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权力与权利的问题，呼吁对占据前人文主义中心地位的主体们进行反思，在后现代性居于多中心的各个主体也要进行反省。她认为，后人类主体应该放在多重归属的生态哲学内部进行定义。“这个主体是在多重性内同时又被多重性建构的关系主体，即跨差异的主体，同时内部体现差异性，又脚踏实地和充满责任感。后人类主体性在集体性、关系性和因而社团建构的强烈意识基础上，表现了一个具身化与嵌入式的因而片而的负责形式。”[28]这也意味着后人类时代的主体本身具有了“既……又……”的品质，这导致后人文主义并非强调人类中心，而是推崇一种整体意识。 人文主义在科学主义大旗之下所形成的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之间截然二分的认识论在后人类时代遭到极大挑战。海伦娜·菲德提出，后人类主义对于生态批评来说，既变得骇人听闻又潜在地富有吸引力，因为它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人类既属于这个世界，又并非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自身是生态系统，细胞就是它特有的纤维，但科技创造改变了人类的物质形态，使得人类似乎能重新定义时间本身。这就使得“生态批评与后人类主义必须考虑与生物学中有关其他动物文化的不断强化的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在更大程度上有冲突的思想和实践”。[29] 因此，我们回到环境理论的建构方而，“环境理论选择一个新的整体论方法，将宇宙学与人类学、后世俗特别是女性主义精神力结合起来，来肯定对人类和非人类生命形式的爱与尊重。”这也意味着后人文主义的兴起。[30] 后殖民生态批评在21世纪产生了极大的活力，将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都推向了更深层的文化层面和伦理层面。我们日益发现，世界在不断变化之中，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人类、世界、宇宙都在演变，后殖民生态批评的东西方、人与自然等二元对立观念应更加开放，纳入到后人类时代的后人文主义思辨中，进而重新思考跨肉身自然的变异，以一种更复杂、更综合的整体视角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