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先贤及其在汉语中的“转世灵童”
http://www.newdu.com 2024/08/25 09:08:01 文艺报 汗漫 参加讨论
我是《世界文学》的读者和作者。作为作者,我曾经在“中国作家谈世界文学”这一栏目发表随笔,在5年内写下30万字左右的读书随笔,结集为《一卷星辰》《居于幽暗之地》。 作为读者,《世界文学》使我得到了读书生活的路标,也提升了自己写作生涯的天际线。只有去读那些值得一读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写出值得一写的文字,度过值得一过的人生。我不懂外语,只能通过翻译家的劳动,认知那些外国作家的面孔与内心。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作家,与异域先贤们进行着隐秘而伟大的合作,从而完成了那些异域思想景观的汉语表达。 自古至今,正是翻译,一点一点更新了汉语的、或者说中国的灵魂和容颜。通过翻译家的工作,那些异域他乡种种崭新的词汇、语式、言说,使汉语乃至中国人的生活,不至于因陈腐而灭亡,反而通过混血而生动有力。语言不是工具,语言就是人、就是世界,语言的边界拓展到哪里,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就深入到哪里。正是各种语言之间的冲突与融汇,造就了当下中国和世界的新风貌。 唐玄奘就是最早的翻译家之一。“涅槃”“刹那”“众生”“觉悟”“禅”“因果”……汉语中约有3000多种词汇,来自对佛经的翻译。鲁迅先生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兴起有开山之功,而“开山”的资源,正来自于他对俄国、德国、日本、法国众多作家们的翻译,来自于他对异域人生的认知与勘探。《世界文学》的前身《译文》,也正是鲁迅先生创办的。可以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或者说中国人的现代性,离开翻译,离开外部世界的参照与支持,无从谈起。 当下,有些人用“翻译体”这一说法,表达对某种欧化语言风格的不满和不屑。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对陌生感和先锋性的拒绝和回避。西方语言所具有的个人性、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汉语中公共性、感性的过度泛滥所带来的隐疾,从而更加准确、客观、有力地面对这剧变中的世界。 作家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说:“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汉语的美与力,也只能通过表达的陌生化与思想的先锋性来实现。就像异邦“陌生的”“先锋的”马铃薯、番薯、玉米、西红柿、棉花、辣椒进入中国,使长期依靠本土的黍、稻、麦而维持生存的华夏民族,在遭逢种种战乱、屠戮、瘟疫之后,能够从汉唐时期的6000万人口,增长到清末的4亿人口——大地和节气是翻译家,而翻译家也应该像大地和节气,将种子转换为食粮和人间烟火。 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被翻译的外国文学就是汉语文学的一部分。异域先贤借翻译家之口,像表演双簧一样,传达了来自陌生世界的新认知、新惊喜。向那些异域、异样、异常的表达献上敬意,这并非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汉语在开放中只会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而不会夭亡。正如奥登所说:“翻译使一个人了解自己母语的限度。”另一方面,翻译也使一个人了解自己母语的深度。从五四到当代,包括翻译家在内的写作者们,汲取异域文学的营养,赓续汉语的伟大传统。比如,郭宏安翻译加缪时,为了呈现其言语中“高妙的贫瘠性”(萨特),就时常翻阅揣摩先秦散文,在祖先简约节制的言说风格中获得呼应和启发,继而为加缪进入汉语铺平道路。 1935年,周作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散文卷,在“序言”中对现代散文文体建设进行了思考:“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流,多少年后,又在下游被挖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这些话让我感动,它体现出了汉语的自信与开阔。翻译家的劳作就是争取“外援”,使作家们的“挖掘”、历史的“内应”,有了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汉语文学传统这一条大河,由于众多支流的不断支援,而生生不息、一往无前。 我想以此来表达对翻译家、对《世界文学》的敬意。优秀的翻译家,是异域先贤在汉语中的“转世灵童”——通过他们,汉语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文学新人”,比如,里尔克或者说冯至,济慈、雪莱或者说穆旦,罗曼·罗兰或者说傅雷,杜拉斯或者说王道乾,布罗茨基或者说刘文飞,等等等等。 我喜欢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一首名诗《自画像》,其中两句是:“我总跟那个同行的人说话,/是他教会我爱人类的秘密。/我不欠你什么,而你欠了我所写下的东西。”“那个同行的人”、“教会我爱人类的秘密”的人,就是一代又一代异域的、祖国的先驱和前贤。作为阅读者,我是羞愧而又幸福的负债人。好在,我还是一个写作者,那就通过自己的文字来偿还一点债务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