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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之外的政治:重思法兰克福学派中国之旅


    内容提要: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中西方学者都聚焦于批判理论之于中国的跨语境挪用潜力。对有些西方学者来说,批判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值得批判性反思,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解释中国某些文化实践时必然出现错位。双方在强调批判理论的工具价值的时候,都无意识遮蔽了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知识学意义。实际上,中国注重实践智慧,而缺乏追求真理的传统。中国在开始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诸多证据表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还处在相当初步的层级中。中国学术的未来辉煌,取决于坚持不懈地继续奉行“拿来主义”的长期战略,这需要决心和耐心,也是合乎中国实际的另一种文化政治正确。
    关 键 词:法兰克福学派/政治正确/挪用潜力/知识维度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前沿文论研究”(12901-412121-14050)。
    作者简介: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朱国华(1964- ),男,江苏如皋人,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在今天,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接受,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问题了。2008年9月,法兰克福大学召开了由中、德、韩、日等国学者参加的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在东亚尤其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国际会议。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一书,其实标明了两种颇为有趣的立场分野:德国学者,例如霍耐特会责备法兰克福学派诸子抱持一种从未稍加掩饰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他们事实上并不掌握能够真正解决或澄明中国问题的力量,而中国知识分子对法兰克福学派多少有一些误读[1];对中国哲学素有研究的何乏笔则认为,对于批判理论跨语境有效性出现的困境,一个值得推荐的纠正方法是重新回到当代汉语哲学的思想资源中去,比如我们今天应该重新发现1958年新儒家宣言的智识活力[2];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例如傅永军则遗憾地指出,社会批判理论在中国被落实为一种学术话语,而没有演化成为一种用于改造社会的实践话语[3],用中国法兰克福学派一位著名研究者赵勇的话来说,法兰克福学派于中国而言,不过是“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4]。西方学者大抵上关注的是对批判理论跨语境普遍意义的失效,对其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偏见进行了后殖民的批判,而中国学者的批判欲望其动力来自于一种期待的落空:我们花费了许多时间、人力和精力进行的西方取经这样的伟大实践,并未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这样的反应让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萨义德多年前的一个观点:在《理论旅行》中,萨义德指出,卢卡奇的阶级理论价值在于,他是对当时政治语境的一种理论回应,但是,在其追随者戈德曼那里,这套充满革命激情与行动理想的学说,却转变成了分析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精神结构之间同构关系的客观的、冷冰冰的发生结构主义文学理论[5]。也就是说,批判理论的价值本来在于其政治功能,但是,它在中国如今变成了一个与现实隔绝的知识体系。在这里,无论是德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有意或者无意,都共享了一个集体性共识: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其意义的实现,有赖于该理论的挪用潜力。考虑到法兰克福学派毋庸置疑是一个标举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理论,这样的功能性期待似乎并无不妥。毕竟,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大家熟悉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更何况批判理论自我标榜它与所谓传统理论的区分就是专事批判,如果它在中国失去了批判的对象,就好比庄子笔下的宋国人想要到断发文身的越国去兜售帽子一样,必然无所用之。而且,比这个更糟的是,批判理论在中国获得了它所批判的传统理论的那种接受待遇,它变成了有待阐释、有待证实的某种社会理论,而批判理论家们并不希望他们的读者们止步于对他们理论的知识性理解。
    由此思路出发,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的发生进程与客观意义,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另类的认识视角。我们可以分成这样两个逻辑上相关的层次对此加以讨论: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进入到中国来,是否确实如研究者们所指出的,耗尽了其战斗能量,转而变成一种无所用于社会的知识体系?其次,如果事情确实如此,也就是说,它不具有挪用价值甚至潜能,我们该如何评价?
    作为一个具有自觉批判意识的学术团体,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诸子的共同出发点,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采用了不同的学科视角,例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理论、文学批评、心理学、美学,等等。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法兰克福学派一部分人逐渐淡出了学界视角,最后获得了重视的,只剩下被认为是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消极否定面、反映其最后成果的哈贝马斯,以及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后者均可视为文学批评家、美学家。前者的支持者大体上分布在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哲学、政治学和社会理论学科,一小部分在中文学科;后者主要集中在中文学科,一小部分在哲学系或哲学研究机构。前者将批判理论变成一个如何完善现代性设计的事情,就是为当今的中国社会提供合理化辩护,完善统治技术;后者关心的是审美经验,与文化消费时尚和小资趣味紧密相连。虽然这两者之间甚少发生互动关系,但是其共同之处都在于:他们都放弃了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对现代性的强烈批判立场,并且将批判理论转变成了对于社会现实并无特别敏感反应的客观知识体系。在这里,强调现代性尚未完成、因而有待以积极的姿态重建的哈贝马斯,得到了远远超过其他人的强烈关注①,至于阿多诺这样悲壮地强调永不妥协地否定的理论家,也仅仅被当做保持一种激进立场、具有审美效果,但与我们的社会生活缺乏内在联系的智识刺激符号,获得认可。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趋势本身就是社会研究所的哲人们内在张力的一个结果,法兰克福学派所师承的卢卡奇虽然一度是冲上匈牙利革命前线的军事指挥官,他的学术著作与其革命生涯密不可分;但是社会研究所在其成立之初就标榜自己跟具体的社会运动保持距离,而且当受到批判理论启示与鼓舞的大学生们占领大学校园的时候,阿多诺的反应是打电话报警。事实上,一种社会理论,如果不与某些社会运动相关,不跟具体的政治实践发生互动关系,它很难不成为具有不及物性的一个能指符号系统,充其量最多也就是某种精致的符号游戏或者理论菜谱中的一套新菜系。但是无论如何,法兰克福学派作为左翼理论家,毕竟还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尽管这些批判可能总是错过了实现的机会,但是它还可以宣称自己保留了革命火种,宣称自己是抛向大海的信瓶,也就是说,它的革命力比多还是以学术力比多的形式保留下来,寄希望于未来。
    我们能不能说,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者们似乎对批判理论家们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紧张关系完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将批判理论的政治力比多阉割之后,只剩下了一个与我们没有太大关系的、自由漂浮的理论故事?在绝对意义上说,似乎情况并非如此。诚如刘康所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法兰克福学派哲人共享了现代性的全球性转变这样的历史语境,而且,在中国抛弃了乌托邦狂热、开始迈向改革开放之路后,中国知识人越发感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诸多论述的价值[7]564-565。例如说,大众文化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的中国大陆几乎不见踪影,但是1990年代就开始以加速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时候,中国学人会发现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就提供了一个理论审视的制高点。
    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批判理论的中国之旅,确实也经历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作为批判的武器,批判理论在中国找不到能够充分施展手脚的用武之地,它不能掌握中国知识人,从而无缝对接地转化成与社会语境具有互动关系的话语力量。这首先是因为,特定的理论总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如果社会条件发生变化,那么该理论的针对性就会大大减弱。当然,中国大众文化也具有阿多诺所批判的诸如“伪个性化”“标准化”等特征,所以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套用,但是,正如陶东风早就指出的那样,机械地搬用文化工业理论来批判中国大众文化,必然会造成对于中国本土经验的脱节和错位。事实上,“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与商业化以及它的文化伴生物——大众文化,正好出现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与意识形态一体化驯化被打破之时。历史地看,它事实上是作为对于这种意识形态一体化驯化的批判与否定力量出现的。”[8]所以,就中国语境而言,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解放力量和进步意义。实际上,在今天,作为大众文化主要载体的互联网尤其是微博,那些对主流话语的嘲讽、揶揄和否定的网友竟然能吸引成千上万的粉丝,对个体独立性的诉求,竟然具有了商业价值。韩寒的形象就充分显示了阿多诺大众文化观的阐释力的无效之处:一方面,韩寒在网络上所表现出的公民意识、政治参与的冲动;但是另一方面,他作为千千万万粉丝为之倾倒的神话人物,本身就是一个打造明星的商业罗曼司,他的犀利风格、叛逆形象、车手造型、公知定位,无论是否刻意包装所致,本身就符合资本运作的逻辑。因为所有这些特点,满足了从不安分的少男少女到寄希望于年轻人的中老年人的个性化想象。我尤其想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网络社会,诉诸民粹主义是再好不过的商业策略,因为它能够吸引最大多数的粉丝。这样的文化景观是阿多诺所无法观察到的。实际上,透过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够高的中国社会,我们倒反过来可以观察批判理论家们批判的悖谬之处,他们可能忽略了使他们的批判得以可能的结构性社会条件。由此看来,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似乎就极为有限。另一方面,批判理论一些至关重要的具有政治批判性的观念,并未充分进入中国学人的学术视野。例如,正如刘康所注意到的那样,批判理论家们对于启蒙的批判、对于交往理性与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批判,并未得到很好的讨论[7]565,而在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参与人数众多、持续时间较长的对于“纯文学”论辩,论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相当丰富且有深度的有关艺术自主性的理论资源,只得到了极为有限的利用(主要集中在马尔库塞上)。实际上,对许多中国学人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主要被刻板化地指向一整套过时的文化工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诸子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较为广阔的视野被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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