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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中国审美意识史的成功尝试——读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

    最近,拜读了吴中杰等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下简称《审美文化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版),不禁为其颇富创新的见解、注重实证的学风、洞悉精微的辨析,以及对“审美文化”与中国美学史独特的理解所折服。
    首先,该书采用全新的眼光审视中国美学史,认为“美学史应写成审美意识发展史”,从而迥然不同于以往的认识。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在紧步“美学热”、“文化热”之后,国内美学界出现了“审美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思考背景下,学界曾出现过多部关于中国美学史与“审美文化”研究的力作。总体而言,各有所长。例如,李泽厚与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基于“广义的研究”,“就是不限于研究已经多少取得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而是对表现在各个历史时代的文学、艺术以至社会风尚中的审美意识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其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的实质,并对它的演变发展作出科学的说明。”应该说,这一线索在《美的历程》和《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体现得还是比较充分的,遗憾的是,第二卷就逐渐有所游离,而其他后续几卷至今尚未面世。作为一部较为全面的美学通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但作者认为“美学史就应该研究每个时代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因此,也就写成了“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前年由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则出于“介于‘道’、‘器’之间的文化形态”、“介于归纳、演绎之间的描述形态”与“介于理论、实践之间的解释形态”等几方面的考虑,写出一种不同于“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审美文化史”。
    该书与前面几部史著都不同,作者不仅通过对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贯通研究解释当下“审美文化”研究乃历史的必然,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美学史的整体理解,而且鲜明地提出一种全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这就是吴中杰所说的,“我的想法是,美学史应写成审美意识发展史”。这里的“审美意识”,在我们看来应当是广义的,它既包括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又包括物化形态的审美意识(器物),还包括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是所有这些方面的“总和”(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有机综合),因此与现在的“审美文化”基本同义。换言之,审美意识深深扎根于各个时代的生活和艺术之中、审美现象之中。这样一种思路,一举突破了既有的写作范式,把美学史写成审美的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生活、观念与艺术有机统一的审美意识史和审美文化史,使美学史摆脱枯燥深奥的纯粹理论阐述,而以一种生动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样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认为,这是一种富有创意的美学史的全新写法,但是,正如吴中杰所说,“其难度却远远大于写美学理论发展史”。是的,这种写法不但仍然需要美学理论和思辨的支持,而且需要收集、积累、掌握大量中国古代各个领域、各种类型的艺术和审美文化现象以及相关的研究资料,更需要努力寻找这两个方面的契合、连接点,将它们有机地整合起来。
    按照上述思路,《审美文化论》建构起如下理论框架: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描述其审美意识的发展历史、论述它的逻辑规范,揭示其在各个艺术文化领域中的衍化。与此相应,全书也分为三卷,即史论卷、范畴卷和门类卷。其中第一卷最为集中、典型体现上述新思路,它将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发展史自史前至近代分为十个阶段:史前重点谈陶器时代与中华审美意识起源的关系;先秦突出百家争鸣;两汉描述儒家文艺思想的渐变;魏晋强调审美文化的重大转型;隋唐论述审美文化在多元共生中走向繁荣和新变;两宋揭示审美意识外拓和内敛交织的特点;元明展示审美文化的雅俗变奏;明清之际出现一系列审美意识的冲突;清中期走向综合和融通;晚清呈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双重变奏。这一分期颇有新意,历史脉络梳理、勾勒得十分清晰,每个时期审美意识的特点与走向阐述得清楚、深刻,同时,亦从某个侧面表达了作者独特的中国美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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