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http://www.newdu.com 2024/08/25 01:08:10 中华读书报 曾艳兵 参加讨论
![]() 《外国文学研究》创刊于1978年,今年适逢它诞辰40周年。屈指一数,它已经走过了又是阳光又是风雨的40年。2018年6月8日下午,“中国外国文学期刊发展历程与国际化战略”研讨会在武汉雄楚国家大酒店隆重举行。本次会议既是讨论中国外国文学期刊的发展和国际化问题,又是《外国文学研究》杂志40周年诞辰的一次盛大庆典。有关会议的盛况已有专门报道,这里无需多言,但《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关系,以及与我个人的学术成长和发展的关系,应该还可以多说几句。 回顾《外国文学研究》发展壮大的历史,所有与该刊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学者和读者都感慨良多。40年弹指一挥间,其中的辉煌与艰辛人们有目共睹。杂志经历了四任主编,各有千秋,各有建树。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废江河万古流”。风雨40年,《外国文学研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5700余篇,它已然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聚集了许许多多的研究者,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队伍,一股重要的学术力量。 围绕着一份学术期刊,总会有一些编者、一批作者和大量的读者,刊物的发展繁荣与此三者密不可分。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这就是学人、学刊和学术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学人,学刊和学术无从谈起;没有学刊,学者的思想和成果没有了发表的阵地,无人知晓,最终会湮没无闻;没有学术,学人和学刊都失去了根基,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学人的成长离不开学刊,学刊的成就离不开学人,学人与学刊构成了学术的基础。任何学者,都有过读文章、写文章、发文章的经历,这些经历当然都与期刊有关。期刊对于一个学者的培养与塑造,其意义至关重要,对于那些正在成长的青年学者就更是如此了。有时候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选择或人生轨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期刊具有培养青年学者的任务或职责。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而言,我既是读者又是作者;既是作为读者的作者,又是作为作者的读者。随着身份的相互转换,《外国文学研究》对我也越来越重要。 我接触到的第一份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期刊应该就是《外国文学研究》了,该刊创刊的1978年9月,我正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1977年年底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那时还叫华中师范学院,但实际上我们是1978年2月入学的。我们在京山分院呆了半年,9月回到本部,适逢《外国文学研究》创刊。这在中文系算是一件大事,我们所有同学几乎都知道这件事,也有部分同学购买了创刊号。我也买了刊物,并订阅了几年。这些刊物有一部分还收藏于我青岛的家中。记得主编是徐迟,徐迟在1978年刚刚发表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妇孺皆知,引导了那个时代的风气。我们在这里学习,也算是可以得风气之先吧。《外国文学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界最早创办的学术性刊物,通过阅读和浏览杂志上的文章,我也约略知道一点什么是外国文学研究了。我日后走上外国文学研究之路,与早年的这种特殊的渊源不无关系。学术刊物仿佛就像一个个性鲜明的集体老师,它以不发声的方式说话,以不授课的方式教学,以不设问的方式回答问题,并以不求回报的方式默默支持着每一位坚持学术志向与创新的学者。或者可以说,我与《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共同成长,并在成长发展的道路上互为见证。 当年给我们上课的部分老师就在编辑部工作,譬如王忠祥、周乐群、彭端智等。当时给我们上外国文学史课程的老师是奠自佳和宋寅展。王忠祥老师给我们开设过“莎士比亚研究”。记得周乐群和彭端智老师是给78级上课的,我去蹭过课。将近40年过去了,各位老师上课时的音容笑貌,仿佛历历在目。大约在上大三的时候,我对外国文学研究就已经有点兴趣了,并且开始谋划报考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扮男装问题和现象,指导老师就是王忠祥。 我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1991年第4期,题目是《哲学化的文学与文学化的哲学——论存在主义文学》。该文是我早年发表的较为重要的文章,可以说大体奠定了我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以哲学化的方式研读文学,以文学化的方式研习哲学。循此路径,我开始了自己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后又陆陆续续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这更加坚定了我的学术研究路径和方向。 《外国文学研究》对于中国的卡夫卡研究也作出了非凡的贡献。1980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紫葳的《寓严肃于荒诞之中——读卡夫卡的〈变形记〉》,随后1980年第3期又发表了黎奇的《卡夫卡初探》。我对于卡夫卡最初的一点零星的了解和认知,应该就来源于此。顺便检索了一下,《外国文学研究》历年来发表有关卡夫卡文章共18篇,这些文章当然也是中国卡夫卡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40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阅读方式与写作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研究的变化自然也不可避免。新形势下中国外国文学期刊的生存发展问题,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可以从中国走向世界,亦可以从世界回到中国。总之,希望《外国文学研究》顺利走过“不惑之年”,进入“知天命”,并继而“从心所欲”,大展宏图,再创辉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