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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窗:挖掘者


    
    绿窗,本名宋利萍,女,满族,1968年生,河北承德人,现为北方某医学院校教授。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曾获首届丰子恺散文奖,河北散文名作一等奖。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报》《民族文学》《美文》《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多篇散文被《读者》《文苑》《哲思》《语文教学与研究》等刊物转载,并选入高考语文阅读模拟试卷。出版散文集《绿窗人静》《被群鸟诱惑的春天》。系《读者》签约作家,阅读专栏作者。
    挖掘者(节选)
    一
    隆冬腊月,我给大弟打电话问他是否回家过年,大弟说正在山上刨药,黄芩、苦参、苍术等。大地冻得邦邦的,怎么下镐?母亲一听就难过起来,大弟出过矿难,腰椎是一排钢钉支着。大弟却淡然道:“慢慢刨,找阳坡湾,咋也弄点生活费不?”
    大弟是煤矿工人,煤挖光了,矿山被迫关闭,就像一辆高速列车突然刹停,来不及防备的人们纷纷被甩了出去。生命在惯性的驱使下一向安于现状,现在却面临安置、买断、分流,年轻的转入大型煤矿,或组织出去包活计,老弱病残还未转过魂来,他们迷茫地等待。但解决方案迟迟下不来,这的确太有难度,从上到下都着急,有时连最低生活费也难以保障。效率是一个有弹性的词,它可以催促流水线上的工人透支身体,也可以消耗闲散无用的耐心,让他们自己挖掘自己。熬不住的人,拖着伤残的身体去外地打工,大弟一个人养家也陷入困境,但仍满怀期望。
    总会有办法的,矿区就像他的亲人,亲人不可能太决绝。他越过矿区的废墟,到静寂的山里刨药,一镐又一镐,似乎掘的不是药,而是煤。四野空旷,只有他的镐声在山谷里颤抖。
    二
    大弟只有八升命。他一次次偏离父亲预设的路线,本可以衣食无忧,环境和条件更好,但就是没那个命。大哥有一斗命,初中考试全乡第一,虽说因为成分不好,没得到大队推荐,上不了本地高中,但他总能从石缝里钻出来,一直向上生长,阳光就对着他微笑。他到远乡读书,每周回家背一兜子棒面饽饽和咸菜疙瘩,毕业后做了乡村民办教师。生活艰辛,并不妨碍他继续攻读师范、专科、本科,转正中学教师,一路晋职到高级教师。大哥以励志的方式把自己的命运填满,大弟却总也填不满。
    母亲挨肩养下三个姑娘后,大弟隆重降生,父亲乐得亲自下灶侍候母亲月子,那个傍晚,他喝着小酒满面红光。大弟聪明,有灵性,却也淘气。一年春耕在草丛中打死一条蛇,偷偷埋到粪堆里,老光棍叔管给垄沟上粪,一锨铲断了半条蛇,“妈呀”吓倒。光棍叔没少吃我家的药,喝我家的开水,烤我家的火盆,抽我家的烟丝,又随口把痰吐我家地上,但他愣是看着我父抡起牛鞭子开抽大弟,而不劝一句。大弟卧在垄沟上连连翻滚,不求饶不吭声。
    就这倔脾气。初二时大弟与班主任发生了嫌隙,老师停了他的课。他回家不敢说,早晨照旧背着书包上学,在学校附近的树林里转悠打鸟。他使用弹弓的功夫很是了得,凡被他看中的鸟逃不过。这天上午战果丰硕,午间他背着一书包鸟儿进教室,得胜将军一样掼在课桌上,大大小小花绿蓝红,还有少见的青靛儿蓝靛儿,共四十八只!同学们嗷嗷惊叹,聚拢过来,从来没见过打这么多鸟。
    这时老师进屋了,脸色铁青,一番怒斥后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以把鸟穿起来挂在大弟脖子上的方式来昭告“破坏地球生态平衡”的罪名。那些鸟似乎突然活过来,支楞着尖嘴啄他的脖子。
    大弟的脸像红布一样,第二天就不去念书了。父亲骂、打,断了几根棍子,甚至拽着他两条腿拖出院子,拖到街上,他身上脸上都是血痕,贵贱打死也不去。父亲趴在柜子上一夜没睡。
    大弟撒丫子往山上跑,种地、割柴、扛大个、挖菜、捡蘑菇,一刻不闲,他在享受他的生命乐趣。父亲是个崇书人,不喜欢他这野性,不久,就教他学习中医来收心回性。眼看着《汤头歌》背得滚瓜烂熟,打针输液手轻针准,正要尝试学习针灸时,大弟却和村里人出外打工去了。
    三
    大弟的第一个工作是一家砖瓦窑,干这行的被称作“窑驴子”,他十六岁,不到一米七,是条瘦弱的小驴。
    窑里闷热,新出的砖五六十度,出砖工浑身是灰,汗水肆流,手上戴着皮夹子,熟练地截砖,装车,身上都是烫坏的累累疤痕。
    砖车要装满二百块,叫一丁,车就叫丁车,铁质,五百多斤重,每块砖五斤,一丁车两吨来重。拉砖工弓身一步步挪,青筋暴胀,肋骨绷紧,腹部劲力回缩,像一堆蛇不安地怒视。到窑口,拔出丁车插销,一只脚踩住丁车腿,手腕向下按压车把,一丁砖自动立起来。他们每天必须出够三万块砖,要做到夜里十二点。道路凸凹不平,尽是砖头瓦块,大弟有时几乎跪在路上爬,手抠破了,膝盖磨破了,内心一定充满了吼叫与哭声,但都淹过伤口咽进肚子里。
    “窑驴子”流行话:冬天穿着夏天衣,一年吃了三年饭。然而辛苦几个月并没有换来一分钱的工资,差点把小命扔那儿,要么继续干,要么走人,窑主的强势总能得逞。他们带着满腔的愤恨离开了,多年后都不愿想起那牲口一样的日子。
    除了家乡,他们对外界知之甚少,不懂维权,苦难只能由自己埋单,还要庆幸留条命。村里有两个男人,一个出去之后就蒸发了,留下妇人小孩苦等;一个从工地高高的脚手架上掉下去,他的父亲只见到骨灰盒和两万块钱。然而,外面的诱惑似乎不可抵挡,更多的人还是出发了,也许自己命好呢?就像广平兄弟俩,一个带了不花钱的媳妇回家,一个成为当地的上门女婿,后来又盘下老板的店面。就算十个人里只有一个小有成就,他们都愿意冒险,一如阿拉斯加的淘金者。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家里种着十几亩地,要交公粮和多项税款,弄不好还倒贴钱。父亲拖着中风后的身体,成天灰着脸,拄杖门前。弟弟仍四处打工,建筑队锄大泥,砸钢筋,拼死拼活,后来去了另外一家砖厂,照样累惨,但工资发得出来,吃得饱,心情舒畅些了。实在缺乏油水时,有人偷农家的鸡,收拾后加点盐,用泥巴带毛糊住,放在烧砖窑口处闷熟,嫩香四散,大家一起吃喝说段子,算劫来的一点小乐。他的血汗钱还了家里的千元老账,也支付了我的部分大学生活费用,花这些钱时,我就会想起他佝偻着腰身拉着一车车砖蜗行,再看到建筑工、“窑驴子”、煤矿工,他们都是我最亲的兄弟。但大弟不觉得苦,很快蹿到一米八,也壮实了许多,整个人透出青年人特有的光彩。
    四
    命运之神似乎向大弟招了招手,大伯所在的煤矿招工,大弟和村里一个年轻人去了。试用期满签上合同,这意味着,他不再是四处漂泊的临时工,而成为了堂堂正正的合同制工人。他不再是农民,他有一个显赫的大家庭背景——矿区,村里姑娘可以多瞅他几眼了。
    本来安排井下安检工,他认为钱少,主动申请去了开拓区,相当于全矿的犁铧尖头,最重要,危险系数也最高。大弟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入井前,首先参加班前会,值班工长布置工作任务和注意事项,强调安全第一,生产第二,强调每一入井人员必须携带矿灯、自救器、矿工靴,严禁携带烟火,绝不能穿化纤衣服等。虽然矿区条件偏于落后,但严格执行“一通三防”“一炮三检”制度。开拓工来到工作面后,先由瓦斯员检查通风、瓦斯及有害气体,当班组长到工作面检查支护、帮顶是否安全;合格后开拓工开始工作,接好风、水线,上好风锤,开始打眼;完毕后,瓦斯员检查工作面瓦斯,不超限,再由安全员和爆破员进行装药;完成后,瓦斯员继续检查瓦斯,不超限才能进行爆破;爆破后瓦斯员最后检查瓦斯,不超限,开拓工方可进行出碴,钢架支护,完成风巷和运输巷工作。接下来掘进区圈采面、掘横川、打眼巷,开拓与掘进二区都是为采煤区服务的。
    大弟参与打眼、搭支架、清理巷道,不吝力气。一米八的个子在井下很吃亏,低矮不平的巷道,一个工八小时下来,已经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大弟是条硬汉子,他受过的苦和罪比同龄人要多得多,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当了一个光荣的“煤黑子”,“煤黑子”不好惹,一个人也敢和一群痞子招呼,大板锨挥起来哐哐有力,人壮气粗,运好命盛。
    大弟从一个农家子锻造为一个挖掘者,虽然一样地出大力流大汗,但身份是不同的。他还可以往高处走,好似踏上了通天的台阶,在他眼里,黑色比黄色更高贵。虽然种地是日光下的劳作,端自己的饭碗,而挖煤是漆黑的深井下劳作,端公家的饭碗,但是为国工作和为己工作绝然不同,初中未毕业的弟弟,也是有雄心壮志的。
    五
    身是挖煤工,心还是农民的。才攒下一点钱,大弟就受到买户口的蛊惑。非农业户口对普通农民的诱惑力太大了,那才是市民,真正脱掉一身黄土坷垃味,是说媳妇的筹码,也有机会在矿区分房。三千多块钱一个,他办了,那时他一月工资才几百块,需要抠出一两年的牙缝。
    随之,家里归他的责任田没了,归他的房基地没了,他也彻底断了回到乡下生活的念想。他并未觉得是多么大的损失,相反,以一个城里人的身份回乡看看,心里装着满满的荣耀。祖坟无疑是冒青烟了,逃学的孩子终成大器,让人刮目相看。
    那些年父亲一直在割田,大哥考学,大姐二姐嫁人,我上大学,大弟买户口,小弟上学,家里大片的田地不管贫瘠与富饶,一个山坡一个梁头地失去了。失地似乎是祖传的,中医老太爷率领十几个孩子辛辛苦苦开拓过近百亩良田,爷爷被诬陷关进了伪满洲国监狱,老太爷一块块好地割了出去换银子救赎。老太爷锥心般难过,但拎得清,人命比土地重要。
    我不知道父亲面对土地一块块失去有多复杂的情感,但当时土地的价值并不大,就是丰收也离致富遥远。耕耘者,被贴上了底层和卑下的标签,到城里总被投以歧视的目光,像被高山斜睨的沟壑中勉强挣扎的野草丛林,无法比拟山顶一棵草。
    户口成为衡量一个生命高低贵贱的准绳,农业户口就像只有八升命,神仙也弥补不了这天然的缺憾。大弟摇身一变成为非农业户口,忽觉人清气爽,虱子也爬得耀武扬威。他后来给媳妇也买了户口,因为孩子的户口只能随母亲。同样,媳妇也失去了家乡的土地,但他们没有愁云,煤矿仿佛有挖不完的黑金子,足以养活他们一辈子。国营企业,当然是打不破的铁饭碗,不怕天旱地涝,是乡下人眼中的神话。
    那年头就算有钱也未必能买到户口,还要凭关系,一张纸就能决定命运。纸是最神奇的东西,粮票、布票、户口页承载着生命的幸福,就像“爱新觉罗”四个大字承载着避暑山庄的荣耀。大弟的户口本犹如当今的不动产证,决定了妻子的容貌,生活的幸福度,家庭的荣誉感。我们的生命是维系在纸片上的。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
    大弟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他知道带着娇妻还乡时,来自家乡的社会艳羡指数会提高数倍,亲戚朋友的热情度也会攀升。
    ......
    刊于《民族文学》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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