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医患交际研究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5:11:25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孙飞凤 侯国金 谢 参加讨论
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已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学界认为，暴力伤医事件主要源于信任危机和沟通不足，因此，如何改善医患关系不可小觑。国内医患关系研究侧重语言模态，一般以语用学原则和理论探析医患交际中的模糊语言、冲突性语言等，多集中于医患交际策略。研究者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对医患交际中所体现的语用策略进行研究，包括礼貌策略、不礼貌策略、回应策略、修正策略。为更好地解决医患交际问题，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因此国外医患交际策略研究现状也值得关注。 国外医患交际研究的“三论”与“三模式” 国外医患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了医患社会角色理论、医患交流与沟通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重要理论。“医患社会角色理论”从医患双方的社会角色、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框架看待医患关系，规定了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提出医患关系的三模式：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共同参与型。“三模式”为医生的临床决策和行为扮演提供了理论指导，直接促进了医患关系的改善。“医患交流与沟通理论”以患者为中心，认为医患双方是相互协商而非医生命令、患者遵从的关系，因此患者可以存疑而问，医者则要耐心解答和解释，但也必须承认医生与患者在教育程度、职业训练、权威或权力、社会地位、文化因素、种族归属等方面的差异会桎梏其间的有效沟通。“信息不对称理论”则认为，医患双方的医学知识明显不对称，双方尤其是患者存在信息不通达问题，所以人们习惯把医生的诊断、处方和医嘱奉为“圣旨”，患者并没有多少商榷的余地。 沟通，对于医者旨在准确有效的诊治，对于患者也是如此。医患沟通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医患人际关系，促进症状和医治信息的交流，让患者参与治疗决策。医患沟通首先取决于医者的态度，而非口头语言或书面处方。Ha和Longnecker撰文指出，医者的不擅沟通，对医治信息保密（剥夺患者的知情权），加上必然导致的患者抵触心理，构成了医患沟通的藩篱。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策略，如医生提升沟通技巧、加强沟通训练、协同沟通、冲突管理、培养健康信念等。另外，如Fentiman所云，患者应努力克服焦虑和恐惧，清晰描述自身疾病，主动参与医患互动，必要时调整表达策略，同时要体谅医生的工作负荷，以降低不切实际的期望值。 国外医患交际研究兼顾两类模态 交际分语言和非语言两种模态。前者的医患交际策略涉及诸多方面，突出表现在敏感话题、礼貌问题以及医疗行话问题。 以敏感话题为例，Silverman和 Bor考察了HIV咨询会话中医患双方如何描述患者与其性伙伴的关系，认为医生对微妙话题表现出尴尬可以传达对患者的同情，而且医生应使用中性词句来描述，并鼓励患者直言不讳。Tsai的研究发现涉及死亡时，医生可多使用模糊语，因为与死亡相关的面子威胁可以通过模糊达到缓和，患者也会因此自愿地提供逝去家人的信息。Demmen等采用语料库方法，发现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在谈论疾病尤其是癌症时，广泛使用暴力隐喻特别是军事隐喻，这也是模糊语。不同的采访对象、在线论坛类型以及利益群体在隐喻使用的鲜活度和频率上有所差异。 根据Semino等人的研究，癌症患者在描述疾病时，每1000个词中有1.5次暴力隐喻或旅途隐喻，医护人员在类似的在线写作中则较少使用此类隐喻。研究表明，患者使用暴力隐喻既表达和强化消极情绪，也能激励斗志，而使用旅途隐喻主要表达和强化积极情绪。关注患者使用隐喻的功能，有助于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 关于医疗行话即专业用语与日常用语的矛盾，Mishler和Barry等人的研究融入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思想，发现上述矛盾压制并损害患者各种利益，可能导致非人性化且低效的医疗服务。Barry等人认为，医患双方若仅用医疗用语，只能解决简单的治疗问题，却未进入患者的“生活世界”，还会阻滞和冰封患者作为社会个体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有酿造恶果的危险。 关于礼貌问题，Iragiliati的研究表明，“积极面子”是靠亲密称谓形成和维护的。例如，通过使用4种不同的当地称呼语，把对方的称呼个人化，以示亲密；也可通过使用当地方言中不同的“先生”称谓，使用社会身份标记，建立友情纽带。“消极面子”则是通过使用显示距离感的称呼构建的，包括水平距离、垂直距离、非人格化、尊重，等等。例如，用“您”（而非“你”）、头衔或“先生”等尊称表示尊重。该研究表明，医生和医护人员使用礼貌策略有助于交流必要的社交信息，以提高疗效。医学院师生要进行礼貌策略及相关用语的培训。 非语言模态的医患交际策略研究，涉及医患双方在交际过程中使用的手势、体态、眼神、注视、物体道具等非语言资源。Nielsen研究了医生是如何一边看电脑上的咨询记录一边跟患者交流的：医生转向电脑时，通常是为了查询患者的病史记录，增添新信息，告知有关检查结果，开处方，填写诊断结果，预约下次咨询等。Ruusuvuori的研究反对脱离同患者互动而专注电脑病历的研读，因为这样可能使患者感觉医生没有聆听或关注自己的疾病和诉求，因此，医生使用电脑时应该通过（有声）言语和注视、手势、体态等无声语言的互相配合，保持与患者的互动。 研究显示，以陪同翻译为媒介的医患互动，因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及语言沟通上的障碍，情况就更为复杂。Pasquandrea以译员为中介的多模态医患互动为研究目标，考察了一个医患互动语料库，涉及多个意大利医生、一个中国患者及一个陪同翻译。由于不能与患者进行直接沟通，而又必须管理与患者的多方、多任务会话，医生不得不大量地协同运用多模态来实施多行为。 洋为中用，和谐医患 在工作压力大的现代社会，随着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求医问诊者越来越多，其就医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我国医患关系研究，除了保留和继续既有的模式和风格，如采用语用策略的研究方式外，还可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 首先是国外医患研究的“三论”，即上述医患社会角色理论、医患交流与沟通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我们也要重视和研究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医患社会角色、医患交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医患关系的可行方案。其次是“三模式”，即上述医患关系的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和共同参与型这三种模式。我们也要关注和考察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三模式”。患者文化水平、所处社会阶层和医疗保健知识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在医患关系中的模式倾向。医务工作者可以根据患者的模式倾向选择相应的沟通策略。再次是多模态交际策略的研究。我们不能固守语言模态之一隅，而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探讨非语言模态的医患关系改善办法。中国幅员辽阔，方言和亚文化众多，很多地区的流动人口规模日趋增大，那么，医患交流中除了语言和非语言的不和谐，还势必出现方言之间及亚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可以说，医患沟通的过程实际上是医患双方不断选择语言和非语言多模态进行意义生成和传递的过程。虽然语言模态在医患沟通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医生若囿于语言甚至医学行话与患者交谈，就容易造成欠额沟通。因此，还要调动音韵、手势、表情、道具等非语言模态，进行多模态的意义和情感交流。 要切实解决我国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既要大力倡导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提高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服务水平、职业（医疗）道德，以及患者及其家属公民素质和道德品质，也要从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医患关系沟通策略和技巧，为医患和谐和社会稳定发挥有力的促进作用。 （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病房语境下医生交际策略的多模态研究”（FJ2015B251）和华侨大学“语用修辞研究创新团队项目” （2017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