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70823092200041204826626702.jpg) ![](/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70823092200052133053994702.jpg) 雪莱 ![](/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70823092300005765831894202.jpg) 托尼·哈里森 “脱欧”似乎已经成为英国的一个骑虎难下的事情,与欧盟的谈判在脱欧费、北爱尔兰边界和双方的公民权利等问题上都陷入了僵局。2016年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获得胜利,但是随着“脱欧”的困难逐渐凸显,有些人甚至希望有后悔药可以吞下。如果从地域和社会阶层分析来看,“脱欧”显示了英国社会深层次的“分裂”:英格兰和威尔士选择了脱欧,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选择了留欧。在英格兰,伦敦选择了留欧,在伦敦的金融核心区,选择留欧的人数更是高达80%。根据民调,在拥有大学以上文凭的人中,70%选择留欧,在只有中学文凭的人中,68%选择脱欧。这说明“脱欧”是社会底层的呼声,是一种来自底层的抗议。 一 英国底层抗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19世纪英国工业的高速发展显然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分配模式上的。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调研两年之后,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所分析的工人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各种劳资矛盾不断涌现,罢工和毁坏机器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的状况在英国文学中也有所反映。除了狄更斯等人对童工的描写以外,雪莱在《1819年的英国》(England in 1819)一诗中,把英国描绘成欧洲最腐朽的国家:国王昏聩,朝政腐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军队绞杀自由,法律拜金嗜血,宗教是一本闭阖的书。最重要的是,雪莱把英国统治阶级描写成吮吸劳动人民鲜血的蚂蟥:他们叮在人民的身上,贪得无厌地吮吸,直到暴食而亡,从人民的身体上坠落。 1849年,在欧洲大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也来到了英国,对英国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调研。他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述,似乎在雪莱的作品中得到了印证。雪莱在《给英国人民的歌》(Song to the Men of England)中号召英国的劳动人民拒绝将自己的劳动果实交给统治阶级享用:“英国人民啊,何必为地主而耕?/他们一直把你们当作贱种。”(查良铮译)他号召劳动人民拿起自己制造的武器,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播种吧,不要让暴君搜刮!纺织吧,可别为别人织锦衣!” 从这些诗歌看来,雪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诗人,对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会体系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在19世纪中叶爆发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中,雪莱的《给英国人民的歌》几乎成为“战斗进行曲”,得到“宪章运动”领袖的高度赞赏。雪莱在《1819年的英国》结尾道:“呵,从这一片坟墓里,光辉的幽灵/或许跃出,把我们的风雨之日照明”。 然而,雪莱并不是底层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虽然他的诗歌旨在为社会底层代言,但是私底下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是贵族的一员……压迫的机器也在我身上建立,以至于终有一天我也将成为一个压迫者。”虽然毫无疑问雪莱同情劳动人民,支持社会变革,但同时他希望变革是渐进的、可控的,在精英阶层指导下进行。雪莱为自己作品定位的目标读者是精英阶层,具有细腻的品位和丰富的知识。《西风颂》作为一首充满了象征和修辞的政治诗,也许只有这个阶层能够理解。正如评论家道森(P.M.S.Dawson)所言:“雪莱的阶级意识不可避免地充满了负罪感,这个阶级意识把他定位在特权阶层,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中受益的‘压迫者’。” 可以肯定的是,雪莱在竭力超越自己的家庭出身,他为劳动人民争取权益的愿望是真诚的。在《暴政的假面游行》(The Masque of Anarchy)中,他抗议英国政府在曼彻斯特武力镇压争取自由的民众,制造了“彼得卢大屠杀”惨案。在诗中,专制政权、国王、大臣、刽子手戴着屠杀、虚伪、欺诈、暴政的假面具,在大屠杀之后,耀武扬威地列队穿越英国大地,向伦敦“凯旋”。我们不能否认雪莱的义愤是真诚的,但问题是,作为贵族子弟他是否有资格为民众代言?他的两难窘境在20世纪似乎又找到了一个继承者。 二 1978年,英国当代诗人托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发表了十四行诗系列《口才学校》(The School of Eloquence)。诗集记录了一名工人子弟通过大学教育,逐渐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身份困境。他的感情仍然维系在养育他的那个工人社区,但是他的教育已经使他从那里脱离出来。在情感上,他仍然是那个社区的一员,但实际上,他永远无法再属于那里。《书的两端》(Book Ends)一诗将他与他的矿工父亲比喻为书的封面与封底,是书或知识把他们隔离开来。他的“口才”与他们的“沉默”形成了一道鸿沟。 在雪莱去世100多年之后,英国社会底层的状况——他们被压迫和被剥夺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哈里森来自英国中部城市利兹的一个矿工家庭,对工人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后,他获得了为社会底层代言的能力,然而他似乎也碰到了雪莱一样的尴尬。在《全国文物托管组织》(National Trust)一诗中,他将两个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曾经是煤矿,另一个曾经是锡矿,描写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见证,那深不见底的矿井隐藏着无法说出的秘密,甚至是见不得人的罪恶。 诗歌说,曾经有人从监狱借来了一名犯人,用绳子将他放下矿井。但是当他上来时,已经面如死灰,惨不忍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个罪犯的故事可能仅仅是一个文学比喻,它暗示了工人说话的权利被黑暗的深井所剥夺。工人的话语权被剥夺之后,这些剥削和压迫的秘密才能得以保全,资本家犯下的“罪行”才没有被绳之以法。诗歌认为,应该让英国的学者下去看看,把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黑暗和肮脏的另一面弄清楚,把它们的不可示人的罪恶都公之于世。 作为“底层诗人”,哈里森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境遇,同时他也意识到英国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可能是“拥有知识”与“没有知识”之间的对立。在《他们与我们》(Them and [Uz])一诗中,他以愤怒的心情,回顾了他的小学教师对他的地方口音的奚落,说他的口音是对英国诗歌的讽刺。在排练莎剧时,教师只允许他扮演小丑,因为他的口音只适合扮演下人或劳动人民,而莎士比亚把“诗歌”台词都给了王子和贵族。因此,口音把人们区分为贵族和贫民,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知识和教养的标志,而且是一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志。 拥有了知识的哈里森,自然也拥有了标准的口音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虽然他关注底层民众,但是他也意识到他已经不再属于那个阶层。作为诗人,他早已有了知识和文化赋予的表达能力,他渴望为底层人民代言,然而他似乎碰到了雪莱在19世纪同样碰到的问题。在《V》(1985)一诗中,他强调了靠救济金过活、挣扎在贫困线边缘的底层人民的愤怒。在英国矿工大罢工遭到撒切尔政府铁腕应对的大背景下,这种愤怒显得尤为强烈,常常以足球流氓、涂鸦和打砸抢形式表现出来。打砸抢不是他们的天性,而是一种抗议,是表达抗议的途径被堵死之后的唯一选择。 三 在经济学中,“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数,当基尼系数超过0.5,就说明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大到了临界点,这个社会存在不稳定的隐患。不可否认,今天的英国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与19世纪相比有了不少改善,赤贫的人数大大下降,但是今天英国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相比19世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这个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愤懑的外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的翻版,是99%的穷人对1%的富人所说的“不”。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没有社会地位,“脱欧”就是他们通过公投表达述求的一种形式。英国后现代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曾经写过一部《10.5章的世界历史》,书中出现的人物都是小人物,用后现代小说形式呈现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小小侧面。如果以上文字还有一点道理,聊当此文是英国底层人民状况的百年简史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