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北京大学学者张颐武批评作家韩少功的新作《马桥词典》抄袭《哈扎尔辞典》，引发了著名的“马桥之争”，此事也让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开始被中国的读者了解。199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哈扎尔辞典》全译本引发关注。时隔18年，帕维奇的另一部小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近期再被引进国内，据透露，从今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将陆续推出他的《鱼鳞帽艳史》《双身记》《风的内侧：又名海洛和利安德尔的小说》以及《茶绘风景画》等作品。日前，《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的译者曹元勇和作家陈丹燕在广州方所展开一场围绕帕维奇和他作品的对谈，讲述了他们循着帕维奇的小说展开的一场玄妙的“文学地理”之旅。
在《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中，帕维奇再次发挥他的创造力，挑战传统的小说结构和读者的阅读体验。他把整本小说写成了22个故事，对应塔罗牌的22张纸牌，可以彼此独立，互相之间又有关联，甚至读者还可以根据书中给出的塔罗牌使用指南，按照不同“牌阵”的顺序，去读对应的章节。
与《哈扎尔辞典》的晦涩难懂不同的是，这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楚，它讲述了拿破仑战争期间，两个塞尔维亚家族的恩怨是非、爱恨纠葛，战争、家族、效忠、背叛、男女、爱情、命运，都在这个迷宫一样的故事里交织。
从“花城”开始迷恋帕维奇
跟很多上世纪90年代的读者一样，曹元勇是从“马桥之争”事件开始关注帕维奇的，他对帕维奇的迷恋跟广州有关。“《哈扎尔辞典》最早翻译成汉语是在1994年，但我是从1997年的《花城》杂志上才看到。当时我来广州找工作，在火车卧铺车厢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花城》上节选的《哈扎尔辞典》入了迷。虽然当时没能到广州工作，但我发现，如果没有广州，没有《花城》，我可能也不会有对帕维奇作品的迷恋。”
从那之后，曹元勇开始对帕维奇产生了极大的好奇。2013年，上海作家陈丹燕要写“《哈扎尔辞典》的地理阅读”，正巧土耳其发布邀请100个中国人看伊斯坦布尔的计划，两人便相约一同前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们对帕维奇以及他笔下充满魔性的小说世界有了更多直观感受和深入解读。
前往伊斯坦布尔之际，正是曹元勇准备翻译《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的时候。曹元勇根据小说中提到的地方一一寻访，他一边印证着小说世界，一边深深为当地文化着迷。
曹元勇发现，阅读像帕维奇这样的作家，假如对他的民族、文化、历史等背景不是特别了解的时候，会发现他的作品提供给我们现实经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可以说是梦幻的世界，而在了解背景后，就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文化参照系。“从帕维奇开始，我才慢慢纠正自己的很多偏见。比如东欧这样的国家，我们以前觉得没有太多的文学大师、艺术大师，但通过他的书，我发现除了欧美的主流文学艺术大师们之外，还有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文化背景如此不一样，告诉我们世界文化的多元。帕维奇给了另外一双眼，让我们去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这是我愿意翻译这本书的动力之一。”
“没有地理、历史环境真的看不懂帕维奇”
出版了《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等多部“文学地理”书的陈丹燕认为，跟随一本名著去旅行，是认识这本名著和作家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尤其是像帕维奇这样的作家，“如果没有在地理、历史环境下面，你真的看不懂”。
“一个作家，不管在形式上有多少创新，其实背后都有强烈的、整个民族的背景。帕维奇为什么有生命力？不在于他有一个迷宫结构，帕维奇或者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是无法抄袭的，因为它是从内容出来的，你可以学习，但是如果没有合理的内容结合，就只会有COPY的感觉。好作家不是因为写作技巧，而是对自己生长的世界、自己的文化始终有关切。”从塞尔维亚、伊斯坦布尔探访归来，陈丹燕对帕维奇这个作家之所以能创作出那么精妙的小说，有了更深的理解。
陈丹燕还到帕维奇的家中探访，从帕维奇的夫人的口中知道了更多关于作家本人的“内幕”。“这个人极为聪明和有趣，他的太太说他有的时候非常像少女，当你看到他的人像时，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强壮的男人会有一颗细腻的、少女的心，这种反差使得他对这个世界的观感很特别。”
陈丹燕还透露了从帕维奇夫人那里听来的关于作家的“八卦”：“帕夫人曾经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帕先生写的细节那么好但是少吗？我说不知道。她说因为他是躺在床上写作的，用的是一支中国产的木铅笔，一直要这样写，他就不可能多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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