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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娇:小说《靠山夜话》的哲学意蕴分析

http://www.newdu.com 2024-01-26 《长江丛刊》 张艺娇 参加讨论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带来了生活的便利,却使人的“自由”这一本质逐渐隐退,机械性日益凸显,人的本质在异化。对人的本质异化的反思,对自由的山村生活的憧憬,是张世勤短篇小说《靠山夜话》(原载《边疆文学》2022年第5期)的中心主旨,作者淡化小说体裁传统特征,以诗写小说,以小说写诗,既有诗的沁人心脾,又有小说的引人入胜,用寂静、绵长、有趣的哲思,温暖这世间孤独、迷惘的灵魂。
    一、“靠山夜话”题解
    “靠山”即“靠山胜景”的简称,是“我”居住的小区名称,“我”认为在城市中,这是理想的居住环境:“依山而建,一面漫坡,六个层级,形成六个台地。每个台地六七座、七八座楼不等。六个台地,各自相对独立,又上下相互连通,错落有致,别有格局。”“我”之所以喜欢,是因为“心灵有多么自由,生命就会有多么长久”,自然是自由生长的地方,而在城市“鳞次栉比”的风景中,“依山而建,一面漫坡”已经是离自然最近的方式。靠山胜景成为“早已忘了自己是谁”的人们向自然寻求精神皈依的标本。
    “夜话”作名词,是对“听夜”过程中“思考”的记录;作动词,指“听夜”这一行为。“听夜”的直接原因是“夜里常常睡不着觉”,深层动机是“我已经习惯了想象,想象有什么就有什么”,“听夜”时的幻象成为被现实掏空的灵魂暂时的休栖之所,亦是思维的自由之地。“听夜”的本质是“用睁着的双眼,去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沉睡”,宣示了“我”对抗“异化”力量的决心,但这种对抗是力不从心的。
    “靠山”“夜话”连在一起,指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自由”之梦与“异化”之现实的对白,这场对白隐喻了人们与“异化”力量抗衡的过程。
    二、“无名”人物挣扎在“异化的风景”里
    看似有名,实则无名,是作品人物的典型特征之一。“无名”人物挣扎在“异化的风景”里。人物命名看似随意,实则饱含深意,直击读者心灵。作品人物命名主要与三个因素相关:一是人们不在乎别人如何称呼自己,例如“小顾并不在乎我怎么喊她,她的心思全在推介楼盘上”;二是“记不住陌生人的名字”,同样的意思总共明确表达了八次;三是命名只提示人物最突兀的特性,名不再指向完整的人,小顾、老庄、老荆、小保、老钟、敌奇户和展朱阁是根据职业特点命名的,小罗、小跑是根据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个性特点命名的,老柳、老槐、大力是根据自然物和“异化”力量的本质特点命名的,黄花是根据自然的灵性命名的,大海是根据自由的精神力量命名的。三个因素共同指向现实世界典型的人的本质异化现象——“对他来说,只要我高兴就行”“不清楚更美”“心早已拍不出映像”“喊不出来了,而且也不想喊”“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才不想的”“感到孤独”“自己跟自己在谈”“我不想想那么多”,等等。在城市“异化的风景”里,残酷、冰冷的现实让人不再关注自己和世界的本真,而是习惯在想象中模糊地窥探“自由”的身影。
    文中单独出现的人物,按照形象的现实原型,可分为六大典型:
    1.“异化”力量的执行者——大力
    “村里劲最大的那个人,你也认识,叫什么来着,反正我记不着他的名字,我都是喊他大力。有一天他喝醉了酒,一生气,把司息河给折断了,结果躲藏在里面的最后一批水,把整村人的梦都给淹了。”大力以人的身份“出镜”,其力之大,却大到可以折断司息河。司息河,顾名思义是一条能够自己控制流与息的河流,作者希望它是奔流不息的,因为它承载着自由的力量,是现在的乡村人、离开乡村的城里人以及城里渴望亲近自然的人共同的精神土壤。可是现在,大力把它折断了,断的不只是“流”,更是人们的“自由”之梦。显然,大力不是一个人,而是“异化”力量的执行者,他不仅能折断司息河,还能让野猪搬家,野鸡去城里,野鸭去别的地方下蛋,野兔偷了长管猎枪后逃走,蚂蚱隆重纪念最后一个秋天,树都忙着去找斧头。
    2.面对“异化”的无力抗衡者——老柳、老槐、小跑、小顾
    老柳和老槐分别是长于司息河畔的老柳树和大槐树,因为靠山胜景需要绿化,老柳成为一棵小区景观树,老槐则直接被伐去当了村里老陈头的棺木。老柳说“在城里不如在乡下自在”,于是它掉叶子、猛长朝着家乡方向的根,这长根很快就被锯断了,锯断的还有老柳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幸运的是,“我”给老柳浇灌的“无源之水”让它还保留着一点灵性,还能和“我”对话。“无源之水”,即人类精神给养的对象化。在这世间,老柳和老槐都没能留住作为自然物的本质,只能以景观树和棺木的方式存在。
    小跑,即“一路小跑”,作为物业职员,他热情、勤快、有时也帮倒忙,他“小跑”的个性并不受业主欢迎,以至于好心“搀扶”“我”回来,“我”也照样举报他偷走了一个“飞天女”。小跑工作上的境遇,隐喻着现实中善良的窘境。不仅如此,小跑在感情上也不顺利,和小顾热络过一阵又分开了。小顾是靠山胜景的置业顾问,她只在乎卖楼,表情、动作、性子里看不到半点置业顾问以外的东西,所以“我”叫她“小顾”。小跑说,可能是卖楼让小顾开阔了眼界,见识了人,特别是见识了太多有钱的人,所以看不上他了。于是他寄希望于人工智能进一步成熟,好让他找一个机器人作伴,“我”担心他会逐渐异化为一架机器,他却“不想想那么多”。在小顾离开靠山胜景之后,“我”在小区紧靠的神龙山上又见到了她,一起下山途中,她说在大雪纷飞里看到了遍野桃花。“一路小跑”的习惯和“遍野桃花”,是小跑和小顾在“异化”的世界里展露出来的唯一一点“人性”,可是勤劳和热情等来的只是窘境,“遍野桃花”也只是在自然中才可能出现的纯洁而不堪一击的幻影。
    面对“异化”,他们都是无力抗衡者。
    3.对“异化”妥协者——老庄、老钟
    老庄的“庄”是“装修的庄”,但他每次“出镜”都和案子有关。第一次,因为业主抠,没有装修设计,一会儿指挥他砸,一会儿又要求补,他就把人家装进了一面非承重墙里,还扬言应该把他装到承重墙里去,理由是业主有个口头禅,“天塌下来我顶着”。第二次,他没有把业主装进墙里,而是直接杀害了,被杀害的正是喜欢夜裸的小罗。老庄虽然以装修工的身份存在,实际上是一个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制裁者,制裁的是那些不想循规蹈矩的人,面对这种人性的异化,他全然不觉,反而越陷越深。老钟的“钟”是“中医的钟”,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呀,再来晚一点就麻烦了。”据小跑说,老钟见到每个人都说与这类似的话。略懂医理的“我”让他开个“软方子”,老钟直接不予理会。一场病看下来,老钟谈的最多的内容是关于“绯闻”,并且得出结论:绯闻的不真实,就是生活的精彩。属于“医”的特点在他身上荡然无存,只剩下圆滑和随波逐流。“老庄”和“老钟”虽然都是根据职业命的名,但两人的职业道德都已泯灭,对于人性的丧失,一个麻木不仁,一个乐此不疲,一个直接杀人,一个间接伤命。在对世界造成危害的程度上,向“异化”妥协更胜于“异化”本身。
    4.勇于追求自由者——小罗、小保
    小罗喜欢“夜裸”,所以“我”叫她小罗。“我”晚上睡不着,小罗十分理解,说夜晚不一定是要用来睡觉的,她把“夜裸”当成标本,“因为生活中感觉不到一丝一点的媚惑”,只有这样,她才觉得轻松。“我”说“我其实也很想裸……甚至一直想做一个坏人,可一直做不成”,她断定我很难做坏人。“我”说想自由,她说比我更想。“媚惑”成为“轻松”的表象,“做坏人”成为“自由”的替代物,这是现代人在内心极度渴望自由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实现的情况下,在荒野中开出的一条“新路”。当然,这里的“坏人”并非法律或道德意义上的坏人,而是突破世俗观念的“自由人”。月光下小罗的“剪影”总是在清晰与模糊之间交替,这清晰而又模糊的“剪影”,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
    小保是靠山胜景的工地保安,所以大家都喊他“小保”。小保说要在靠山胜景开盘时第一个选房,“他对拥有一座房子看得比命还重要”,但在楼盘交房前,小保连人带车翻到了台地与台地之间,大家觉得后山风光好,就把他抬到山上埋了。在小保死后却发生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件:老荆说物业开工作例会时总多出一个人,“我”说见过有个保安一直骑很旧的自行车,但有一次连人带车从五台地翻到了四台地,“我”没有找到自行车,却看到那个保安急忙走到后山上去了;听了小保的遭遇后,我骑着储藏间里半新不旧的自行车,一个一个台地地转,“感觉自己跟飞起来一样”;物业经理专门找到妻子,让“我”晚上最好不要太晚骑自行车,也不要随便去参加物业晚上召开的内部会议;妻子把储藏间那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当废品卖了,小保也不来小区了,“我”的“病”情越来越重。其实,小保就是“我”,“我”就是小保。生前视房子如命的小保,是城市里那些“异化”的“我”。死后被埋到后山的小保,是渴望回归自然的“我”,只是这种“回归”在挣脱现实世界之后才可能纯粹地实现。深夜骑着自行车巡逻的小保,是用行动追求自由的“我”,但对于这种追寻,那些甘心沉溺于现实的人们往往不愿直面,就像看见我总是掉头就跑的巡逻车上的保安,以及卖掉自行车的妻子。
    小罗和小保都是追求自由的“我”之幻象,区别在于小罗象征的是“我”对自由的憧憬,小保象征的是“我”追求自由的实践。
    5.“回归自然”的使者——黄花、大海
    “我”眷恋司息河,习惯与老柳“对话”,喜欢在雨中穿行,沉浸于雪花的“亲吻”,中意靠山胜景,“我”一直在努力向自然靠近,并期待与自然融为一体。然而,在“异化”的世界里,“回归自然”常常只能以一种美丽的愿景存在。黄花和大海便是这美丽愿景与现实之间的使者。黄花是三台地荣成小镇海鲜馆卖海鲜的姑娘,第一次去她店里,“我就问她黄花什么情况,她感到很惊讶,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我说,是大海告诉我的。”后来,“我跟老荆说,我认为她在这里待不时间长,她终究还是要回大海那边去的。”无论“我”一开始想问的是黄花鱼还是这个卖海鲜的姑娘,她都认可了“黄花”这个“大海”告诉“我”的名字。这里的“黄花”其实是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物骨子里保留的自然天性,她能够理解“我”和小区里其他人不一样的行为;“大海”则是自然本身,他发明的“复活大法”能让冰冻的鱼重新活过来,这是自然对生灵的疗救作用。所以“我”认为“黄花”终究要回“大海”那边去。
    6.与现实和解者——老荆、小罗死去之后的“我”
    老荆的“荆”是“报警的荆”,“我”家的烟火报警器一响他就得过来检查。在老荆身上,几乎看不到任何与外界的矛盾:烟火报警器无端报警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老荆并不关心,只是每次报警器一响,他就扛着梯子过来仔细查看,兢兢业业地做着本职工作;对于“我”在夜深人静时骑自行车转悠,他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对于“自行车无人也自行”,他也只是从容地讲给“我”听。老荆与这个现实世界似乎融为了一体。
    小罗是被老庄杀害的,“弄清小罗死因的那天晚上,我书房里的书突然打起架来……还没上架的书都在争先恐后地忙着上架”,这些“打架”的“书”就像老庄和小罗的不同价值观,它们都想成为主流。小罗死去之后,“我”的日子更加难熬,也渐渐明白我们每个人需要的正是与这个世界的“和解”。小罗的死,象征着自由幻象的破碎,凸显了现实世界价值观“多”与“一”的矛盾,也成为追求自由者与现实“和解”的先兆。
    文中成对出现的人物是警员敌奇户和展朱阁,“警员”总共被提及四次,其中,需要现场勘察的三次,敌奇户和展朱阁都是一起出现;另一次是“我”发现小罗“失踪”,向驻地派出所报案无人出警,直接把电话打给了展朱阁,这是展朱阁唯一一次独立发声。展朱阁身上,有某种从现实通向“自由”的灵性:“展朱阁明白我说的小罗是谁”,这是法制的人文关怀与“自由”之梦的呼应;查明小罗死因之后,“我”问老庄为什么这么做,展朱阁说,人也是世界所堆积垃圾的一种,区别在于是否可以分类,对于世界“异化”之现实,他捕捉得很到位。相比展朱阁,敌奇户显得更“务实”:当我问他们小罗算不算垃圾时,敌奇户只说,“这要看你怎么看”,这种看似老练的回答,反映的是对以价值观分歧为代表的现实矛盾模式化处理的态度。从命名来看,“敌奇户”只处理实体矛盾,指向现实;“展朱阁”还肩负着维护人们对生活美好愿景的使命,指向理想。两位警员共同隐喻了法制和规范的两面性。
    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一个完整的人身上某一特质的对象化,把他们拼凑起来,才是现实中完整的“我”。六类人物典型,对应的正是人们与“异化”力量抗衡的不同阶段:“异化”在历史大潮中形成,力量之大让人们望而生畏,逐渐向“异化”妥协,弥留的“人性”驱使人们在妥协中生成对自由的憧憬,憧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异化”对“人性”的损害,但憧憬终究是幻象,幻象破碎之后,人们也必须与现实达成“和解”。对“自由”的追寻是“异化”中的人与现实“和解”的一剂良方。
    三、“飞天女”徘徊在艺术与现实之间
    “我”一共有两幅《飞天图》:十二身飞天图是“我”出于对敦煌“生机无限”的眷恋买的,是“敦煌第282窟里的一副图案”;108身飞天图是物业经理“关心我的病情”送的,是“敦煌第427窟里面的图案”。关于《飞天图》,有个有趣的现象——图中的“飞天女”可以和“我”熟悉的女性对上号,还会从图里“飞走”。如果把《飞天图》视为艺术世界的象征,那么“飞天女”就是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纽带,“飞天女”的“进出”也折射了艺术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关系:艺术是“自由”与现实的“交流站”。
    艺术世界属于现实世界,又相对独立于现实世界,由于其想象、浪漫的特性与人“自由”的本质相契合,渴望自由与爱的灵魂便向艺术寻求疗救和滋养,艺术世界成为人们休栖的港湾,但这个港湾只是暂时的“容身之处”,与现实“和解”,才是人的“自由”之本质与“异化”之现实“对话”最正确的姿态。因此,艺术更像是“自由”与现实之间的“交流站”,既要学会“进去”,又要懂得“出来”。“小跑从12个女子中,一眼就看到了小顾。受他启发,我后来从11个女子中终于发现了里面也有小罗,就是往画外吐阳光葡萄皮的那个。后来我发现,小区超市里的那个收银员女孩,荣成小镇中那个卖海鲜的女孩,中药房的女孩,理发室的女孩,幼儿园的女孩等等,她们全都集中在画里面。”小跑和“我”在《飞天图》中看到的那些“现实”中的女孩,是憧憬爱与自由的“我”和小跑的精神寄托,更是挣扎在“异化”中的人们向艺术寻求疗救的努力。在小顾从《飞天图》“出走”之后,“我”在大雪纷飞的神龙山上看到了“雪人”小顾,她看着漫天的雪,让“我”把她再收回“画”里去。“小顾”们经常徘徊在艺术与现实之间。但她们到底属于现实世界,与“自由”“对话”之后,终究要回到“地上”。小顾离开《飞天图》以后,“我画上剩余的那十一个人后来也都飞走了”,不仅如此,在书架被“打架”的书砸烂时,“我”猛然发现“飞天图中的108个美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全部飞走了”。这一切本让“我”十分诧异,因为“我”觉得能够找到“自由”的艺术世界,比那些“木构崖岩”“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甚至“千年荒野”,都要好得多,为什么“她们”要冒着“被敦煌咽喉锁钥”的危险“飞走”呢?直到突然“进入”《飞天图》的胖女人被我一把扯到“地上”之后露出的“笑容”,才让“我”明白脱离现实并不能给小顾等“飞天女”带来持久的快乐,人们需要的是与现实的“和解”。
    值得注意的是,108个“飞天女”在“打架”风波中离开时,留下了一地花瓣和一条彩带,“花瓣”和“彩带”之所以“没能带走”,是因为艺术这个“交流站”与现实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二者不可能完全分隔开。
    《靠山夜话》中各类人物典型拼凑出来的完整的“我”是万千城市人的缩影。作者通过夜谈搭建“自由”与“异化”的“交涉”平台,在虚、实之间反映现代人灵魂诉求与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既浪漫又深刻。除了发人深省的主旨以外,两处明显的诗歌化语言中流淌的“自由”也令人流连忘返:用“直钩钓鱼”“竹篮打水”“河水织布”“细沙成糖”“水中捞月”来刻画司息河的“神奇”;用“雨”“阳光”“雪”“女人”“风”“少年”等不同意象的交替,来诠释“我”在雪中的好心情。作者通过意象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自由搭配,让读者在思绪飞动的奇妙世界拥抱自由。这种小说与诗的无缝衔接,与作者的诗人身份是分不开的,或者说,结合张世勤的诗歌阅读《靠山夜话》,会有更通透的审美体验:结合“图纸上,这儿已不是金黄的麦地”“这茬麦苗便再也不会有返青的时候了”(张世勤:《下乡记》,《旧时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6页)理解《靠山夜话》对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本色”亟待修复的警示;结合“说是看雪,不如说是看,我们自己的心情,看自己心灵的,另一种姿势”(张世勤:《看雪》,《旧时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30、31页)理解“一场大雪纷纷下”一节在雪景中感受自由与生命的构思;结合“城市爱情,就是不长也不短,不前又不后,不偏又不倚,像流水一样哗哗流淌,很不起眼,而且稍纵即逝的,日子”(张世勤:《城市爱情》,《旧时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34页)理解“妻子出差”一节对夫妻“跟一天一样短,又跟一生一样长”的感慨;等等。总之,《靠山夜话》从结构、情节到语言都是成功的,正如作者所言,“乡土情结,让我在看待城市的时候,比别人多出了一种纯朴的目光。”(张世勤:《写写诗,别把日子过旧了》(代后记),《旧时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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