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舟：首先恭喜您的英文专书《看的恐惧》（Fear of Seeing）付梓。在英文学界，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关于中国科幻的学术著作。但是，从目录也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有一部分是之前已经发表过的中文或英文文章的再阐释，并且加入了新的内容。您可否谈一谈，在写作这本书时是否对自己之前的理论和学说做出了某些修正？这本书里面的文章和它们的早期版本又有什么不同呢？特别是《看的恐惧》和《中国科幻新浪潮》（2020）之间的关系（异同、承接、断裂、转向、改变）是什么？
    宋明炜：谢谢济舟，《看的恐惧》刚好在最近（确切日期是8月28日）印刷成书，这本书的完成距离《中国科幻新浪潮》的问世，中间隔了三年半时间。《中国科幻新浪潮》是在2019年年底编好，2020年春天出版。有关这本中文书，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我的编辑于晨女士，是她建议我从到那时已经写了十年大约有七八十篇的科幻论述中，精选了二十篇文章。整体而言，《中国科幻新浪潮》像是一本有关中国当代科幻从萌生到出海再到走向世界成为全球现象的亲历记；我写作那些文章，很难说完全是为了学术，不如说是兴致使然；现在我当然认为那些文章有很多不足，但另一方面，那种气象、那种心态也难以重现。比如在2010年，那真是犹如万物起始的时刻，我仿佛面对奇观异景，突然抓住了整个宇宙最黑暗不可见的深渊中的秘密，而我犹如一个信使，必须要把所见说出来、写出来。那时候我也更年轻，我所面对的科幻，也如初生的宇宙，一切都可以有新的命名。
    我关于刘慈欣和韩松的最早的两篇专论，即《弹星者与面壁者》和《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这两篇我是在一星期之内写出来的，而且都是一夜完成的，《弹星者与面壁者》有一万七千字，我就坐在那里写了十几个小时，写得心都要破壁而出了。写好之后，立即与刘慈欣和韩松分享，他们那时还没有什么人关注，也特别激动。这两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有影响的期刊上，比如写韩松那篇是《读书》第一次发表关于科幻的文章，我借用鲁迅的文字来描述韩松，就像我的朋友严锋用鲁迅的诗句来形容刘慈欣：心事浩茫连广宇。这是《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底色，于晨在给这本书想广告词的时候，就用了“启示录”这样的字眼，“科幻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启示录”。大约从2014年开始，我虽然不满足于对科幻的主题学研究，如乌托邦、后人类这样一些问题性话题，我也在做比如invisibility（不可见性）这样的有关文学形式的理论思考，但总体上，我那时候更像是一个报信人，向世界撒播关于科幻的信息。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中国科幻最灿烂最纯洁的时候遇到它，在很长时间里，它的光亮让我迷醉。直到十年之后，我在《中国科幻新浪潮》交出去之后，又开始遇到我称之为“第二浪潮”的新一代科幻作家们，如“她科幻”，以及nonbinary SF，继续给我惊喜。我相信每一代人的创造力，沿着刘慈欣的路子不可能超越刘慈欣，但科幻总会在人们平常看不见的地方出现新生。
    正是在《中国科幻新浪潮》发行的那个月，我开始写《看的恐惧》的第一稿，从2020年5月一直写到11月，最初的一稿确实尽可能使用过去写作的素材。我认为我的使命是给中国科幻新浪潮写出历史和诗学特征，那样的话，确实英文的这本和中文的那本有很大相似性，只是英文版更加系统，也具有英美学术话语的特征。我就在2020年写了第一稿，那是疫情的第一年，我们在美国都记得那一年的情境。这之后，我在2021年春天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合约。就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对之前的第一稿感到不满意，决定要把这本书重写一遍，我开始认识到，这本书已经超出了我此前预设的目的。这本书触及的问题，与我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有了更深切的相关性，不仅是文学的，也是知识的、思想的，关乎怎样理解我们的世界，或者说怎样在“现代性”成为废墟之后，面对我们的“此时此刻”。我刚好在这个时候写了一篇中文的短文《科幻作为方法》，这个题目意味着，我写的不仅是科幻小说的问题，而是透过科幻来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发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
    第二稿的写作更加曲折，从2022年3月开始，中间写写停停，直到12月才写完第二稿。在写完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这对我自己至关重要，做出这个决定并完成了这个重写过程，其实是面对时代和面对自己需要完全诚实的一个重要关头，否则我不知作为一个学者，该如何继续活下去。我把《看的恐惧》当作一个思想历险的起点，这个思想的历险要探索的是“现代性瓦解以后，我们如何拯救当代性”。这里我说的“当代”，不是发生在“现代”之后的时间。“现代性”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命题，我曾经写作的《少年中国》（Young China）那本书要探讨的现代小说的经典模式，有着关于人的主体自觉，有历史意识的建构，有起点有目的，它是一个预设目的的论述，少年是主人公，但主人公也是民族国家，抽象来说是现代性的精神。但写作最后一稿《看的恐惧》的时候，我认为我已经在彻底告别《少年中国》的那种现代性问题了。也正是从完成《看的恐惧》第二稿之后，我开始接受约稿，在最近的八九个月写了一些中文文章，也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的一些深度采访，我大约翻来覆去说的都差不多，都是从科幻出发，如何来认知文学“当代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我在《看的恐惧》思考的问题，也接续着我接下来的研究工作。我所说的“当代性”不是一种线性时间次序，比如我会认为章太炎与我的思考有当代性关系。《少年中国》写的梁启超当然是建构现代性的新中国想像，发明作为启蒙工具的新小说叙述，但《看的恐惧》开启的思考，是认为与康有为存有分歧的章太炎、以及从章太炎的线索中重新看待鲁迅的思考，这一条在现代中国康有为大同思想是主旋律的世纪里整个是隐密的、看不见的思想线路，在今天会激活我们的当代性意识。
    我可以用以下文字来描述我在《看的恐惧》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科幻新浪潮在21世纪初期造就“超新星爆发”一般的势头；如今，新世纪已经快要过去四分之一，科幻不仅用高密度的方式突出了文学“不合时宜”的当代性——这一当代性恰恰发生在“现代性”文明遭遇末日打击，线性时间中出现了不可超越的深渊，目的论与二元论开始动摇之际——而且科幻作为一种前沿的表现形式，在将一种超出人类中心的知识结构，纳入了文学艺术的表达系统??科幻在今天给我们的启示或许正在于，我们正处在另一次哥白尼革命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很可能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我们被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性”光芒蒙蔽，并不知世界早已经出现不可逆的“新巴洛克”褶曲（The Neo-Baroque Fold）。
    用一个简单但有点惊悚的方式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看的恐惧》与我以前的写作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了，那个我们或许称作apocalypse的时刻，一个时间搁浅的末日时刻，已经发生过了。所谓睁了眼看，世界不再是我们熟悉的样子了，正像狂人所见到的景象。最近韩松的《医院》被翻译成英语，这部小说里面，世界从来不是我们“习惯性”认为的样子，在世界深不可测的深渊中，最极致的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现实的虚拟化。在韩松的小说中，恶其实是缺乏想像力的，是自恋、变态的算法，它需要生产各种叙事，具有强大的目的论计划，药时代，药战争，药帝国，但这些目的论话语都可能在瞬间瓦解——这个时刻就是现代性终结的时刻，恶的真实性在它只想存在下去。我们需要有韩松小说写的那种勇气，克服看的恐惧，与我们时代的恶面对面地相遇；或者如骆以军小说中写我们都被困在压扁的时间里，所谓人间的状况，其实是在一个黑洞之中无法逃逸。只有在这个时候，文学诞生了当代性的思想。
    陈济舟：作为信使的您（或许也有“我们”）告别了“少年”，也通过《看的恐惧》（尝试）走出了现代性，但下一个问题是，在当代性的“新巴洛克褶曲”中是否有一条出路，还是唯有歧路？甚至说，在如此多维的“世界性”中有没有所谓的思考和观测路径可寻？如果说“当代性”所带来各类看和不看的恐惧，需要依附于一个关于“世界性”的概念和思考方法，那么这个“世界性”又从何开始建立？这是一个看似极为理论的问题，但它的背后却有现实的社会文化意涵。
    我想进一步，把这个问题嫁接到您最后谈到的“末世”（apocalypse）议题上来。您的“末世”，应该不仅是时间已经搁浅、末日已经来过的诗学问题，它是否指涉了从政治、科技和生态出发的各类“人间情境”（human condition）的终结？这是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1950年代，面对苏联Sputnik 1号人造卫星升空和产业自动化的大环境下所引发的思考。那么在猎鹰运载火箭已经能够做到第一节垂直回收，生成式AI正在改变着生活的当下，“末世”在何时何地，对于哪些群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了呢？现在的文学和思想是否拥有足够的能量去解读这些“末世”从而激发意义的产生？
    宋明炜：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很好，我也许可以分成两个步骤来回答，第一个步骤涉及“当代性”“新巴洛克”“世界性”以及未来，甚至关系到我们——作为学者、作家，或是知识分子——何以在社会中自处，以及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未来”如何做思想与伦理上的准备。第二个步骤更集中在人的问题上面，我很高兴你提到汉娜·鄂兰，她的《人间情境》虽然写在“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词语出现和流行之前，但她在二战结束、冷战严峻的时代，已经勾勒出了一个幽暗末世情境。我认为鄂兰从未放弃古典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希望，人间情境虽然问题重重，但尚未到终结的时候，她相信具有伦理判断和政治行动力的公民力量，人的行动力离不开与生活经验的连结，以及对存在本身的不断思考。假若我们试图重建一种有效的希望，我很难想象有比鄂兰更具启发性的当代思想家。但就在《人间情境》问世不到十年之后，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中用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揭示出有关“人”的一切书写、制度、知识背后的知识型建构过程。他颠覆了词与物之间的秩序，告知我们所谓现代的知识型也有土崩瓦解的时刻，福柯从博尔赫斯一篇扰乱分类秩序的小说而引发的笑声，却毫不幽默而是残酷地在词与物之间撕裂开了深渊一般的裂隙。福柯也许是第一个真正宣告“人”的末日的当代思想家，他把“人”比作沙滩上的一张脸，整个被各种形式的机制建构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液态海洋，人在流动性中被塑造，也在流动中被冲刷掉了。
    也许你的这两组问题在人的意义上最终互相映照，有什么样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对“什么是人”再做认知。这几个问题都非常好，也刚好和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有关。我用两个命题来标志今后工作的地标：一个是新巴洛克，一个是后人类。你当然知道，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哲学，但我在十几年前找到后一个思路，以及在最近几年找到前一个思路，都有你所说的“看似极为理论的问题，但它的背后却有现实的社会文化意涵”。
    我先谈“新巴洛克”。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定义“新巴洛克”的思考方法：“认定两点之间是一条直线的教条，要求的只是信仰；而思想是在两点之间看到褶曲的时空，从中翻涌出无穷尽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新巴洛克”是对“现代性”的一个折叠，我乐于做这件事的原因是，“现代性”至今是限制、规范人们在思考问题上趋于同一性的魔咒，在这一点上，我喜欢艾柯的态度，就是彻底打开被规范的世界。“巴洛克”曾经是一个世界性被重新界定的时代，地理和天文、物理和伦理、艺术与科学，都在巴洛克时代动了起来。这个“巴洛克”的原意是不规则、不合乎规范，也指向没有节制，也孕育着对秩序的颠覆。在“巴洛克”时代，世界被从陆海空的不同维度打开了。此后建立的是福柯所说的古典知识型的时代，癫狂开始被正常/变态的二分法来区隔、排斥出去。帝国、物理、文学的秩序都在“巴洛克”之后的三百年中统一了。这个古典知识型看上去坚不可摧的时代末梢，到了中国就是康有为开始用实用公理作为一把尺子来丈量天下，“现代性”是中国知识界挥之不去的魔咒。那么我是在边缘地带开始观察到“新巴洛克”在中文或华语语境出现，这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知识与学科上的，比如毕赣那样的拍摄在贵州的林奇式（Lynchian）电影《路边野餐》，比如科幻小说。“新巴洛克”无所谓建构，但它却可以是如五百年前那样，在地理与物理、人文与科学的连接处，重新打开一个被统一化的世界景象。
    我认为“新巴洛克”不是给我们一条出路，而是让我们意识到现代性的未来不可能是出路，因而在时间上截断了一个被规约的唯一方向。正是因为没有了“现代性”规约的未来，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拥有未来；正是没有了唯一的被规定的方向，我们才有可能有无限的可能的方向。这里用一段《看的恐惧》中的文字来描述“新巴洛克”打开世界的方式，顺便说，这是用Chat GPT处理后我略加修饰的一段翻译：
    “我的假设将科幻小说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中，将这一现代文类与巴洛克时代联系起来，打破了一个主要由摹仿论支配的线性文学历史叙事。这一假设将科幻小说定位于进入新巴洛克文学宇宙的入口，它不仅仅是一种通俗文类，更像是一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前卫思维方法，以不同寻常的视角和方式来召唤幻想的改天换地。科幻新浪潮，以令人不安的真实性打破了我们熟悉的现实感，从而破坏和颠覆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既定秩序。科幻小说作为打开新巴洛克文学宇宙的方法，指向一种超越任何单一乌托邦、人类中心视点、以及超越任何性别、阶级、种族、物种和身份二元论的新的行星尺度的生命意识。在新巴洛克的位置上放飞科幻，在各种奇观异景的世界中，层层叠叠如昙花绽放，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褶曲，刺穿了历史的纪念碑，抵制了任何一种独断性的现实观，也在现代性这头全球巨兽的平滑和整洁的皮肤打孔。”
    现在回到你说的“末世”的问题，这个末世是人间的末世，但更重要的是，这是“现代性”给予我们过多的期许之后——由于像鄂兰所指出的，现代人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创造的技术，无法应对我们行为的后果——从微观政治到日常行为上，人都成为所处的世界的对立面。人成为世界的异物。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现代性”反而造成了世界疮痍满目的情境。对人类有可能遭遇到的末日的直视，让我们知道“现代性”有所谓“路的尽头”——“现代”确实是线性时间标记，有目的论的尽头——因此我们如何克服“看的恐惧”，去直面“末日景象”，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之后自觉地意识到“现代性”规定的未来已经不可能到来，已经没有了未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启动违逆文化直觉的超出人类中心的思考，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做的那样，去思考何为真的人。但何为真的人，是一个抵制定义的流动性的观念。这是距离我们日常经验最近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时时刻刻都处在思考、行动，时时刻刻都处身于经验之中，就像借用“新巴洛克”的方法在人文视野中重新打开世界的多维多面，“末世”让人重新成为一个被从“定义”和“秩序”中解放出来的生命。
    我最近在复旦大学和东京大学做了两次演讲，都题为《新巴洛克与齐物论释》，英文的标题也可以是《庄子的蝴蝶与福柯的笑声——现代性之后，如何理解我们的世界》。这个课题我仍在摸索之中，但或许可以用以下的描述来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即文学和思想资源能否有足够能量去解读“末世”，从而激发意义的产生。我认为，如果用“末世”的问题意识来看待文学和思想，不仅现代皆是新问题，传统也有新的启示。我在这两场演讲中，将章太炎对庄子的解释，与福柯对知识型的阐释并置，所产生的启示不仅在于理解其中的每一个思想家，而是让我们面对未来可能的想像流动起来。演讲的内容可以归纳如下：
    之所以冒险将章太炎和福柯并置，是试图在中国现代性论述的“同一”（singularity）模式之下，考掘其中无形无物“吹万不同”的多样性（multiplicity）。在晚清思想资源中，章太炎“以不齐为齐”的论述，已经为后来者呈现出历史化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这在天下大同的乌托邦主义大行其道、不断后继有人的二十世纪，恰恰是不规则、不寻常的声音。章太炎学说影响了鲁迅，鲁迅思想至深之处的幽暗意识，也并不能在二十世纪彰显。章学有其隐微的秘密流传，这方面的论述不是本文力所能逮。本文借力于章太炎“以不齐为齐”的学说，同引入福柯对人本主义的解构一样，试图打开的是“后人类”的秘境。
    在章太炎的齐物论释中，夔龙与多足的蚿各有不同，但在其差异基础上有平等性，“循齐物之眇义，任夔蚿之各适”也正是章太炎的巴洛克瞬间。《齐物论》的结尾，则是一个博尔赫斯式的故事，这就是著名的庄周梦蝶：“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在这个故事里，庄周的梦境是异托邦么？人与物的转换超越了人类中心的二元论世界观——当然，庄周梦蝶发生在“现代性”塑形之前，比康德和黑格尔早了两千年，但或许呼应了斯宾诺莎和德勒兹。两千年后，人类主导的世界再次感受到蝴蝶的扰动。
    陈济舟：您说“新巴洛克……却可以是如五百年前那样……重新打开一个被统一化的世界景象”，这让人感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再巴洛克”（re-Baroque）的进程，甚至说是补巴洛克的课、还巴洛克的债？这样的看法您同意吗？
    这个问题不仅仅指射“看的恐惧”，也涉及对鲁迅《墓碣文》中衔尾蛇意象的历史阐释。您试图从“新巴洛克”的折叠中开启无限可能，但一句“如五百年前”是否在无意识间透露出一种“幽暗意识”？就是说，某种打开的空间其实只是一种历史的“回环”。而这种“回环”，鲁迅早已通过“自啮其身”的长蛇，预测了“殒颠”的结局、“末世”的宿命。试问您能否承接这个思路，对自己的“幽暗意识”和“自啮其身”的时刻做出剖析？这种剖析不用局限于学术的思想和著作。
    宋明炜：不是说要补巴洛克的课、还巴洛克的债，而是认识到我们的世界中还有巴洛克这个分形，它一直存在。而且甚至也不需要仅仅拘泥在“巴洛克”这个名词，五百年前发生的，也许更早以前也发生过——我认为科幻小说如果说最多有二百年（如从《弗兰肯斯坦》算起）或五百年（如从《乌托邦》算起）的历史，但科幻小说在挑战摹仿现实主义方面，承续的是一种对摹仿现实的文学采取讽刺态度的小说，古罗马时代卢奇安写的“真实的历史”，即完全打破规则的悬想文学，罗马帝国庄严的拉丁文学的天空破裂了，呈现出了深空奥德赛那样无尽头的不可思议、难以归类的奇观景象，这也是一个巴洛克瞬间，早于巴洛克时代一千五百年发生。像我刚才形容章太炎阐释庄子的时候，也说到了巴洛克瞬间那样，它也发生在庄子和章太炎的思想之中。当然，今天发生的，未来也许会在更大尺度上重新发生。巴洛克指向一种既定秩序之外无限开放的形态，我认为这本身具有启发性。
    在巴洛克时代最核心的特征是一切都在动作之中，一切都在流动。伽利略的观测，证明了哥白尼的猜测。这是科学史上所谓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20世纪之前最重要的科学范式转变，第一次表述出一种违反直觉的宇宙真理。随着哥白尼革命而重构的宇宙真相，有着巴洛克的不规则性，这个真理是在世界表象和日常现实秩序中看不见的，只有经过思考、推测、论证才会显现出来；它是一种违反直觉的假想、思维实验，是一种非正统的理论。巴洛克的世界在时空上都处在新的令人迷惑的运动轨迹上，这要等到牛顿建立新的秩序重新让天空安定下来。但在20世纪初，牛顿的宇宙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秩序，又一次流动起来了。
    我使用“巴洛克”这个术语来指代一个风格、一种方法和一种世界观，这种风格用不规则的运动、不安定的变化和无限的可能性颠覆了既成秩序。在五百年前，巴洛克展示宇宙的陌生新现象，揭示了探险家和旅行者进入未知领域、却不了解地理全貌的情况，通过“不规则、奇异或不均等”的形式打破传统的物理和艺术规则；并且，巴洛克也具有政治意义，作为天主教和神话学意义上的奢华，它是新兴王国和民族国家的反面，抵抗新教简朴的伦理和效率——以及随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性。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巴洛克是现实主义的敌人。它厌恶摹仿论的暴政，僭越写实的限制与规则。巴洛克是一种惊奇的艺术，是崇高和不规则的形式，是无限超越和不断展开的生成。科幻小说的思想实验开始出现在巴洛克新世界的地平线上；从颠覆已知知识范式的思考中诞生奇迹，科幻小说在巴洛克时代四、五百年后崛起，可以被视为巴洛克的（后）现代重生，或者就是——新巴洛克。
    Neo-Baroque这个词已经出现在很多领域，包括建筑和美术，比如瑞兹（Raúl Ruiz）关于“黑暗和海洋”的新巴洛克电影诗学; 哲学领域，比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阐释了莱布尼茨和福柯在科学、知识型和美学上的褶曲; 以及文化领域，比如卡拉布雷塞（Omar Calabrese）将新巴洛克解释为整个当代文化不稳定、多维度和多变化的标志。尽管被称为“新巴洛克”，但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归巴洛克。更多的是，今天的时代与巴洛克时代共鸣。“新巴洛克”表达了一种不安，这种不安其实早在20世纪初的科学和文化变革中就体现出来，它在过去一百二十多年中采取许多形式，推动着人类文明从过去三个世纪以来被牢固确立、规范化的牛顿物理定律、笛卡尔本体论、黑格尔目的论和政治拓扑结构的束缚中跨出新的一步。那些过去的结构都强调了（较劣、不利的）他者和（帝国、胜利的）主体性之间的对比。
    “新巴洛克”或许优于“后现代”等词汇的地方在于，它让人类文明的时间流动起来，我们并不仅仅是在空间上打开折叠，而且在时间上也打开折叠。在这个意义上，在“新巴洛克”的宇宙里，我可以选择和阐释庄子齐物论的章太炎做同时代人，他所面对的当代，也是我的当代，或者说我和章太炎可以与庄子一起做当代人。我也可以选择与写《说鈤》这篇论文和翻译科学小说的鲁迅面对一个折叠在一起的当代。这个意义上的“当代性”所打开的不只是文化遗产，而是跨越范畴和类别思维的可能性。在东京的时候，有的教授认为如果今天我们的世界处在“后真相”时代，难道不是应该克服这种相对论的思维，去寻找确定的意义吗？东京大学的石井刚教授是研究章太炎的专家，他直白地对我所说，章太炎强调“齐物”，但也要注意到有“分”，才有“物化”的可能。在回答的时候，我不方便说得太直白，只能说这个问题对我有意义。但为什么这个问题对我有意义呢，因为这涉及我在此时此刻思考的语境。如果允许我用一个新巴洛克褶曲的方式，那么可以说，我思考的语境，可以折叠到章太炎思考的语境中。这样说，就意味着我是从21世纪初折叠到20世纪初，将整个中国现代性包裹起来。
    说到这里，或许可以回答你提到的“幽暗意识”和“自啮其身”的问题。这几天刚好在纪念爱德华·萨义德教授逝世二十周年，刚好有编辑重发我在他逝世那天写的文章。我想借用其中的段落回答你，当时我是这样从萨义德那里认识到的，今天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论述，来自于他对于“流亡”的刻骨体验：“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安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不能安定。无法回到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更可悲的是，永远也无法完全抵达、无法与新的家园或境遇融为一体。”萨义德所说的流亡，在抽象意义上，意味着永远失去对于“权威”和“理念”的信仰；流亡者不再能安然自信地亲近任何有形或无形的精神慰籍。以此，“流亡”中的知识分子形成能够抗拒任何“归属”的批判力量，不断瓦解外部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种种所谓“恒常”与“本质”。在流亡视野里，组成自我和世界的元素从话语的符咒中获得解放，仿佛古代先知在牵转流徙于荒漠途中看出神示的奇迹，当代的思想流亡者在剥落了“本质主义”话语符咒的历史中探索事物的真相。
    …………
    “流亡”，无论怎样的政治意识和理论思维由此生发，对于萨义德而言，那首先是一种植根于个体存在的真诚体验。在出版于1999年的描述自己成长经历的自传《乡关何处》（Out of Place）中，萨义德说他父亲当年执意将他送到美国读书，父亲认为让这个儿子长大成人的唯一办法是让他斩断和家庭的联系；萨义德这样写道：“我对于自由的探求，只因这一断裂方能开始，因此，尽管我经历了如此长久的孤独和不幸，却已经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幸运。现在，怡然有所居处（比如，怡然在家），似乎已不再重要，甚至我亦无此渴求。更好的是四处漫游、无需定所，不要拥有房子，在任何地方都不要有家园之感，尤其是在纽约这样一个城市，我将如此，一直到死。”
    …………
    萨义德指出他们的理论核心都包含着对于“经验”（更主要的是immediacy，直接性）的排斥，理论的生长由对“经验”的批判和拒绝中得到活力，片面地走向对于形式纯洁的单一体系的追求。随后萨义德颇为尖锐地描绘了20世纪的政治历史，从帝国主义集权主义（无论左、右）到“历史终结论”，其中同样回响着将个体从“经验”中隔绝的宏伟的意识形态“旋律”。读者或许记得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Intellectual）一书中写道：“我在追问知识分子的基本问题：如何诉说真理？什么真理？为了何人？何地？”在学术“行话”踩扁了“经验”的当代，萨义德发出这样的诘问，为的是要让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一看自己的脚下。
    …………
    萨义德说：“我反复使用了‘历史经验’（historical experience）这个词语，因为它不是技术术语，也不是内行专用词汇，而是一条开放之路，指引我们逃脱形式和技术桎梏，走向活生生的、充满论争的、近在眼前的事物。”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论述，对于萨义德而言，却具有着最大的挑战性，因为他这样说时，面对着整个世界的存在。
    我借用萨义德所说的话，也针对自己今天作为一个学者的位置。我并不排斥理论，比如我也使用了很多理论，但成为一个思考的人，意味着永远要敢于面对“活生生的、充满论证的、近在眼前的事物”。真正的深渊，“幽暗意识”，不是发生在理论里面，而是在我们看向自己，看向世界时候发生的感受。我刚巧借用了我写萨义德的话，这是因为萨义德与我自己的学习历程、自己的一段生命经验有直接关系。
    我的学术训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写《少年中国》的时候，我处理的是现代性的文学叙事问题。但在《看的恐惧》中，我意识到自己正是经历了一个思考被重新启动的过程。我并不是要否定《少年中国》，而是今天我意识到《少年中国》正是在《看的恐惧》的视野之内的，而我也前所未有地以更加多维、更加流动的方式看到《少年中国》以及它所代表的自己的过去，所有那些我不曾知道自己能够说出的内容。从“看的恐惧”出发，我觉得一切都重新开始了，一切都可以获得新的被阐释的可能，包括我过去写过的张爱玲、王安忆，包括重现的晚清和当代的对照记。我没有到鲁迅“自啮其身”的危机时刻，但我知道这或许终将发生。
    陈济舟：我发现您的学术著作和您的艺术创作（诗歌和小说）之间存在一种撕裂式的拉锯。前者自“少年中国”到“新巴洛克”，虽然对文学、历史和思想层面的危机时刻都有警醒，但论述基调基本是“层层叠叠如昙花绽放”。然而，从您的诗歌和小说，如《冬意八首》和《重逢》中，都凸显出晦暗凝重的抒情底色。请问您是否“自啮其身”？如果将评论家的目光对准自己的作品，面对它们时，您敢看吗？“看的恐惧”又是什么呢？
    宋明炜：我觉得自己幸运的是，我一直在做自己爱做的事。在成为一个学者之前，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诗人。后来我一度以为自己丧失了写作的能力。但今天我才明白，学术并没有打断我的写作。学术在养育我理解世界和表达的精准度，而我在重新开始写作之后，惊喜发现学术并没有干预我的想象力。现在我只有很少的时间写诗写小说，但如今我也早已明白，在学术写作和文学写作之间，本来也不应该有二项性的对立关系。我在写的一切，无论是诗、小说、还是论文，包括此时此刻写下的文字，都必须建立在一点之上，那就是敢于睁了眼去看，在写作中做一个能够思考和爱的人。
    本文原刊于《当代文坛》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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