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
    青年作家，编剧。著有短篇小说集《谋杀电视机》《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等。
    
    特邀嘉宾：金理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这篇小说由三个故事套盒般组成。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舒晓英和她天赋异禀、身患自闭症的儿子，这是小说的主体部分，据作者自述，原型确实来自母亲的同学，一位独自照顾儿子、“乐观而坚强的女性”。第二个故事发生在舒晓英和她的同学之间，不仅为“我”和舒晓英发生关联作铺垫（由此，第一个故事可以看作是“我”叙述出来的），而且与第一个故事产生对话意味：同学聚会上，大家都无法理解舒晓英的主动失联，原因当然可以归咎于过往那个时代“联络方式本就原始”。然而反讽的是，随着科技进步，今天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花样翻新甚至泛滥的社交工具，不断发明出便捷、多样的交往方式，可是就像丸山真男所感慨的那样，我们其实“不懂社交”，所谓的社交精神并非呼朋引伴、群居终日，“而是每个人经常具备的、尽量想法子让彼此的对话更加具有普遍性、更加充实的一种念头”。在小说中的自闭症患儿与动物的交流中却存在着上述“念头”，给予对方“充分的尊重，充分的自由，充分的存在必要性”。第三个故事关于康拉德·洛伦茨，由此展开一段微型的动物研究的学术纷争史。这个故事为小说加入别样的复杂性，可以与动物对话的学者却在二战期间支持纳粹，这是康拉德无法抹除的污点，“一个人可以对一只鸟爱若圣灵，也可以对另一种族的同类视如草芥”。两位动物学家康拉德与庭伯根的离合聚散，让我联想起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舒晓英初次带孩子去动物园，孩子一只一只数清楚了红隼的只数，事后回望舒晓英才明白那一刻她“看见”了什么，“她看见他在理解世界，以他自己的方式”。这是小说中最让人动容的一幕，仿佛光的乍现和照拂下，黑暗的房间终于影影绰绰现出了轮廓。而列维纳斯提醒我们，应该让“‘光’通常具有的视觉和沉默的特权——关于本质的特权——服从于声音”，如同黑暗的房间并不是其本质，而来自于我们偏见和教条的建构，声音提示“那些我不能作为自己的一个部分来接受的事物的在场”，“一种我无法主题化的外在性”。请容许我在这里掉书袋，这么说吧，由康拉德引及列维纳斯，是为了将“我”所叙述的故事返回到“叙述”本身，敞现这篇小说的伦理的紧张感。在我看来，自闭症题材带有先天的伦理重负，小说家指认我们去听见他者的声音，这种指认免不了一丝窥探（就好像小说尾声部分“我”的那声搭讪“我能跟你聊聊吗”，也许任何理解的起点都是好奇），但在指认中我又感觉到小说家的节制与自我反省，根本上这来自于一种伦理的自律——“我”的叙述不应该是自我意识的外化，“我”所遭遇的，是携带着充分的他异性的他者。用小说中的话来讲，“你和我不一样，也不必成为我”。在显与隐，叙述与节制之间，我感受到一位青年作家的成熟与诚意。
    赵天成
    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
    真正具有现实力量的小说，总是一面植入人心的镜子：它为大多数的沉默予以形式，同时不允诺抚慰，而是让人与自己的灵魂战斗。《所罗门王的指环》自身就是一场战斗，一个容纳各类“人物”（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人物/人性与动物/动物性）的舞台，一场徐徐拉开的辩论赛。
    正方的观点是：“人和动物是一桩事物”，建立情感联结的秘诀是“认可对方和自己一样，是生灵的一种”；而且这种秘诀，即人对动物的喜爱和耐心，具有神奇的疗愈力量。这是生态文学的常见主题。反方的观点，则通过康拉德·洛伦茨的“污点”托出：“一个人可以对一只鸟爱若圣灵，也可以对另一种族的同类视如草芥。”在这个意义上，《所罗门王的指环》也是反生态文学，它以带有现实感的思辨，和罕见的自反与省察精神，为无可置辩的“正确”辟出了思考的角度。
    叙事游戏，即“‘实’与‘虚’的互文、嵌套、超链接”（语见赵依《念兹在兹：大头马阅读指南》），一直是大头马小说的形式标记。只是在这篇小说中，游戏进入伦理学的深水区。《所罗门王的指环》的意义，不在于书写了一些“好人”（如主人公舒晓英），而是提示了“好人”反转的可能性；但又并不因为反转，否定“好人”曾有的道德力量。大头马以小说化的苏格拉底式论辩，层层揭示了“善是难的”这一伦理命题。如果读它可以引人向善，也是更为复杂、艰难的“善”。
    刘启民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怎么理解人类里的“智障”？现代的医学如何言说他们，治疗他们，并让社会把“障”打开，拉开一道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门？小说《所罗门王的指环》用一个以动物治疗智力儿童的故事，对人类做了生灵性的、存在意义上的肯定理解，并让之与德国的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做了互文性的叙述。
    “同代人”青眼的小说，许多都有这样的主题，以一种“非”常的人类存在状态，比如“智障”，比如“童稚”或“同性恋”，来拓展人类对同类的理解宽度。在现代理性对存在的框定逐步森严的时代背景里，小说这样相对自由的文体，其实也就是“所罗门指环”，在名与实之间，闪电一般地打开一道门。许多许多的小说，也就是在公共理解/理性与真实存在之间，打开了许多道的门。
    我是在一门阐释学的课上打开这个小说的。如果说，现代理性，以以医学为代表的治理术归训了自由生灵意义上的生命的话，那么，各异的现代生命，或许其现代的使命，就是去朝着那个巨大的命名和治理框架，去洞开自己，去写个小说，去戴上所罗门的指环。
    我的耳畔回响起阐释学学者对“阐”字古意的发挥。“阐”者，大也，开也。“广视听于四方，使天下无臃塞。”
    韩欣桐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所罗门王的指环》内置了时间的声音，1986年南京的初秋与一九〇三年的维也纳，舒晓英的个人史与康拉德·洛伦茨所代表的人类重大历史洪流发生了交汇，由此这便不再是一篇局限于个人生活的作品，人物的微小言行与人类的光明、错谬以及伤痛建立了隐秘的通道。这份内蕴于作品的开阔气象，除却对历史时间的重视外，作者所依靠的还有已固定于历史的知识性讲述，如动物行为学学派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史，以及民间对自闭症的理解过程等，作者将真实与虚构以坚实的细节嵌合，强化了作品的“似真”性，形成了以“真实”为力量的解构性洞察：“谁来定义‘人’，谁又来定义‘正常’”？作者以小说的形式透彻呈现了人类对同类及动物的傲慢和偏见，“正常”和“正确”形成了“真理”——福柯反复提醒我们，真理不过是一种将人类置于其控制之下的权力，受“真理”蛊惑的人类是危险的，纳粹的种族主义与对自闭症的疾病化认知无不证明了作者的敏锐，“只有一种生物，拥有身体以外的、出自自身工作计划的武器，因此他的本能不能约束武器的运行，在运用武器时也就没有禁忌，这种动物就是人类”。结尾，自闭症儿童长大后成为了动物园志愿者，为游客介绍大食蚁兽，世界接纳了“不正常”的他，这个光明的结尾也是作者对世界的期待。
    唐媛媛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所罗门王的指环》原是康拉德·洛伦茨的一本科普读物。他是动物行为学的代表人物，当8岁时听到《圣经》有关“所罗门王有一只魔戒，戴上之后便能与动物对话”的传说后，便站起来说，“这有什么，我不需要魔戒，也可以与动物对话”。此后，便投入至对动物在最自然状态的细致观察中。文本以此为篇名，并大量穿插康拉德的传记内容于其中，无疑具有几分致敬色彩。
    小说从1986年初秋、218号女寝一张空置了许久也无人搬住的床位写起，谈到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床位女主人（舒晓英）的奇特功能——“可以跟动物对话”。类似的经历亦发生在她的自闭症儿子身上。叙述者似要通过赋予被常人视为“不正常”的自闭症孩子某种奇特功能，来揭示“自闭症反而有可能是某方面的天才”等类似“愈是文明，愈是野蛮”的反思现代性观点，进而实现对康拉德观点的某种回响。
    但小说最动人心弦的部分，或许是结尾部分——2022年11月月末的一天，两位218号女寝的孩子，因为“大食蚁兽的故事”，而在动物园重逢。小说因此凭借动物（本身）的力量，实现了父辈与父辈、父辈与子辈的沟通。文本也因此拥有了历史的纵深。正像康拉德所说，“活泼的生命完全无须凭借魔法，便能对我们诉说至善至美的故事。大自然的真实面貌，比起诗人所能描摹的境界，更要美上千百倍。”
    李玉新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在这篇小说的公众号推送版本中，如果精细划分，小说可以被分为三条线：两条“非虚构”，一条“虚构”。在“虚构”的那条线上，故事其实很简单，无非是一位母亲与自闭症儿子不离不弃的故事，动人之处一是精心剪辑带来的错落情节，使整个故事摇曳多姿，二是自闭症儿子与动物奇迹般的情感联结和母亲对动物行为、情感的认知和阐释。不可否认这个故事的传奇色彩，但整个故事终究是普通个体的平常故事。而两条“非虚构”情节线的加入，彻底点燃了这一“虚构”故事可能蕴含的绚烂质素。著名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的人生经历与“虚构”故事交错叙述，“所罗门王的指环”呈现出一体两面；开头与结尾处关于“伟人”的两个断面，分别由“熊猫保护”和“白色波斯菊”连接“虚构”故事，又为“虚构”留白之处点下暗示——虽然要照顾儿子，舒晓英还是完成了国外留学的梦想。与此同时，三条线索共享了编年的叙述方式。于是，传奇、历史与平凡现实纠缠，宏大叙事与个体生活交织，共同凸显了串联它们的人类之爱——对于动物或他人的充分尊重和关怀，即所谓“所罗门王的指环”。我好奇的是，作者是否暗示，“伟人”也拥有一枚“所罗门王的指环”？
    武婧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所罗门王的指环”是传说中的智慧之王所罗门的一只魔戒，戴上魔戒便可以与动物对话，“魔戒”所象征的是打开世界奥秘的一把钥匙。小说借用的是这个古老传说的故事模式，所不同的是无论是小说中的自闭症男孩儿还是伟大的动物学家康拉德，他们都无需魔戒即能与动物交流。在我看来，小说所敞开的是一个全新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心灵的魔戒。
    双线并行的叙述模式，正如作者本人所谈到的那样，让小说在虚构和真实之间穿梭。与康拉德的传奇人生形成互文关系的是舒晓英和患有自闭症的儿子的故事。舒晓英的特异功能——和动物对话，被自己的儿子所继承。这样一个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天才却被“定义”为一个自闭症患者，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福柯意义上的“疯子”。舒晓英的儿子被家庭、学校和社会驱逐，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谈的“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异己感”，疯子的另一面展开的是天才，是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她看见他在理解世界，以他自己的方式——他是可以理解世界的”，因为舒晓英的坚持，这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在不被接纳后，敞开的是天才的一面。
    有形体的“魔戒”被赋予了传奇和神话的色彩，而当形体消失化为无形之后则带来的是普通人的恐惧感和异己感，因为异己，所以驱隔，对动物和“异人”的凌驾依旧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理性为王的理念，小说正是要对这一理念构成一种批驳。
    卢钿希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与动物对话”，这是所罗门的指环的基本作用，也构成了本篇小说的主要落笔点。小说熟练运用知识写作的传统，借用行为主义的理论资源，从而在动物与自闭症人类之间，建立一种奇妙的亲缘关系。从康拉德到小说的母亲再到儿子，从东方到西方，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通灵者的谱系，在通灵者的视野下，动物并非传统的“自然科学”和“生理学”的话语对象，满足简单的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而是具备独立的“精神范畴”。这种新兴的思维模型，一方面暗合小说向我们暗示的江都一带可能存在的朴实的“人与万物齐一”的传统伦理，另一方面则归属去人类中心主义乃至“后人类”的写作脉络。而结尾对于“食蚁兽”这种上古巨物的叙写，则又隐隐呈现出更为深邃的“人类世”的理念。结构上，小说是典型的双线结构，设计也很精妙，不过，目前读来，两条线索更多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如若能以某种形式，将东西方两个不同时空的故事耦合在一起，在情节上建立一种互动，在人物关系上虚构出一段交集，那么，小说也许可以类似于《夜晚的潜水艇》的写作路数，锻造出一枚来自中国或者东方的“所罗门指环”，从而产生更加玄妙的效果。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