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蒋殊 《阳光下的蜀葵》 《红星杨》 《坚守1921》 八年前，一部充满温情、打动读者的散文集《阳光下的蜀葵》让许多人记住了她，也认识了蜀葵；而后，她笔峰一转，写起了报告文学，先后创作了《重回1937》《再回1949》《沁源1942》《坚守1921》等纪实性散文作品，部部催人泪下、震撼人心；如今，她又将笔端延伸至儿童小说的创作，一部书写烽火年代里中国少年别样成长的作品《红星杨》于近期问世…… 她，是蒋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冶金作协副主席，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映像》杂志执行主编。其作品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及“长征文艺奖”，多篇作品收入人民文学、长江文艺、花城等出版社年度散文、随笔年选及排行榜；散文《故乡的秋夜》收入2014年苏教版高中语文读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红星杨》书写了太行山地域文化特征，用奇幻与纯真交织的红星传奇，叩动了新时代中国少年的心弦。讲述了少年杨留贝及伙伴们保卫红星杨的故事，见证了中华儿女追求民族独立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从《红星杨》往前看，蒋殊还在短时间内相继出版了《坚守1921》和《阳光下的蜀葵（珍藏版）》。对她来说，《坚守1921》是《重回1937》《再回1949》《沁源1942》年代系列报告文学的收官之作；《红星杨》是开启儿童小说创作之旅的头一次出发；而《阳光下的蜀葵（珍藏版）》，则是其文学创作生涯的再回首。 三部作品接连问世，是蒋殊文学作品的丰收之时，她用独具匠心的写作才华，呈现出一幕幕闪闪发亮的精神图谱，笔墨之间，潺潺流水，滋养着一个一个与之相遇的阅读者。近日，山西晚报记者专访蒋殊，听她讲述故乡武乡和为这片土地创作的故事。 关于《红星杨》 了解一段历史、记住一种精神 山西晚报：这么多年专注写散文和报告文学，为什么会有写儿童小说的想法？ 蒋殊：怎么说呢？也许从我结识长江文艺首席编辑陈彦玲开始，就为这部作品埋下伏笔了。她是全国优秀儿童文学编辑，职业的敏感让她放眼全国，坚持寻找合适的儿童文学书写者，许多当今儿童文学大家都是她的作者。因此我们相识时尽管我完全没有书写儿童文学的想法与经验，她却从我的字里行间以及性格处事中发现了与儿童文学契合的那个点。而“红星杨”这种神奇的树，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于是这部作品便诞生了。 山西晚报：“红星杨”的适时出现，成为了您的写作灵感？ 蒋殊：更是一种缘分。一切书写都有目的，但也没有纯粹的目的。遇到一个好题材，就如生活中遇到一位合适的人一样，都是一种缘分。“红星杨”是突然有一天出现的，恰好彦玲也在场，于是首先引燃了她作为职业编辑的那个点，之后我动了笔，挖掘出这种树背后的故事。当然，也是因为我与“红星杨”有渊源，我出生在武乡。 山西晚报：“红星杨”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它在您心目中是怎样的存在？ 蒋殊：我从小便知道家乡有这样一种神奇的树，而大人们每每提到，气氛都会变得神圣，总会和八路军、共产党联系在一起。慢慢地我知道，这种树不是一种普通的杨树，它的身体里不仅装满故事，而且蕴含着太行山中特有的精神。在我心中，它便一直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它一定是带着使命而来的，否则，为什么独独生活在革命老区，生活在八路军驻扎过的地方呢？而作为文字工作者，也是带着使命写作的。当使命与使命相遇，或许只有这样的方式可以呈现。 山西晚报：您在写《红星杨》时，让这部儿童小说有了玄幻色彩，比如书的开篇就是一场带着神秘色彩的大风，还有“树将军”这棵神奇的杨树。这样书写是为了迎合儿童的口味，还是有其它的含义？ 蒋殊：具体含义，我自己也说不清。这部作品，我设计了无数开头，但都不满意，直到这场风袭来。而当它到来的时候，我发现它来得恰如其分，一下就吹开了这个村庄即将发生的玄幻故事。而神奇的“树将军”，也是这个叫“杨林村”的村庄所必需的一个存在，是这场战争中必然的一个存在。我想，合理的出现与存在，一定是迎合小读者口味的，背后的含义，也在这合理之中。 山西晚报：书中有四个少年与红星杨产生了联系，其中两个为红星杨而死，另两个长大后当了解放军，这样悲壮的情节想体现这四个少年因红星杨产生的什么变化？ 蒋殊：那样特别的一个小山村，四个少年与红星杨结缘。当他们从之初的无意发现红星杨，到之后慢慢了解红星杨，他们的内心也在慢慢地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这些树成为许多人的信仰，当他们看到日本人要毁掉这些树时，少年的倔强与正义从内心喷薄而出。战斗，必然要有牺牲，于是红叶死了，柳笛死了，他们为了正义而死，为了信仰而死。留贝与小麦却有幸在爷爷的智慧引导下活了下来，当他们8年后回杨林村惊喜地发现当年被日本人烧了的红星杨又重新生长出来时，因新的“红星杨”产生的变化，便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吧。 山西晚报：小说一方面是因抗战要面对的一场又一场牺牲，另一方面也写到了孩子们处处有爱的行为，比如保护小鸟、营救小麦等。在一部儿童小说中有这样的情景反差，写起来困难吗？与您之前的创作有什么不同？ 蒋殊：过程中确实困难、纠结，然而必须跟着事件发展走，跟着人物的性格走向写。主人公是儿童，他们一定是具备儿童习性的，那就是善良、纯真、朴实，充满爱心。在日本人到来之前，这也是他们正常的生活，与小鸟玩耍，与树木对话，在大自然撒野。那该是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他们不幸生活在一个烽火年代，战争爆发了，日本人进村了，战斗开始了。于是，一场又一场的牺牲来了，孩子们也无法逃避，必须面对这一切。生活就是在各种反差中进行的，我想读者也不会意外。在之前创作的《重回1937》《沁源1942》中，也涉及到大量这样的场景，其中就包括很多孩子。其实在那个年代，事实比文学作品更惨烈。 山西晚报：儿童文学作品很少出现戏曲元素，但在《红星杨》中，戏曲贯穿始终，还选取《两狼山》这一剧目，为什么？ 蒋殊：作品中蕴含了戏曲，一是考虑到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个小小的村庄，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一定是戏曲。而且，戏曲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还有育人的作用。重要的是，村里人都是杨家将后人，不能少了戏曲。《两狼山》说的是宋朝年间，辽国侵犯中原，宋王差杨继业前往抗御。但最终被困两狼山上，杨继业不肯降敌，最后碰死在李陵碑下的故事。想来，这故事当初必定深深影响着杨林村民，尤其是留贝的爷爷。当日本人最后在杨林村烧杀时，他一定想到杨继业的呐喊：“老夫六十三还当先行官，当年大战河东地，一刀劈了两狼山”，于是把自己化身为杨继业，奋起反击，以身护树。 山西晚报：为什么在杨树很多的杨林村，却只有七棵红星杨？ 蒋殊：七棵串连起来像北斗形状的“红星杨”，也是写着写着出现的，跟着作品的玄幻主题，跟着村庄的神奇事件。至于原因，那就是作品发展的需要，也是事件走向的必然。一切寓意，都在读者的解读中。 山西晚报：您希望抗日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带给小读者什么样的阅读体验？ 蒋殊：了解一段历史、一种精神，并且记住“红星杨”。 关于《坚守1921》 这种书写是我向英雄致敬的方式 山西晚报：《坚守1921》是与《红星杨》相继出版的，这些年坚持写红色题材的原因是什么？ 蒋殊：一种责任，越来越强烈的责任。最初的《重回1937》，只是想把一批幸存的抗战老兵记录下来，而因他们又牵出越来越多的群体，使这种抢救打捞性的书写变成一种被需求，之后相继完成了《再回1949》《沁源1942》《坚守1921》……群体越来越大，行业越来越广。前几天，我写过的一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老兵打来几次电话，说他有一批战友随时欢迎我的采写，甚至替我拟好了题目，《××1950》。 山西晚报：《坚守1921》与之前创作的三本是四部曲？ 蒋殊：写完《重回1937》，决定创作《再回1949》的时候，按策划人的思路，是想完成三部曲的，就是《坚守1921》。但因为上面说过的原因而延伸出来了《沁源1942》，于是成了四部曲。 山西晚报：《坚守1921》的时间节点更靠前了，要说1921年，亲历者几乎没有了，您是如何延续这个主题的？ 蒋殊：确实，亲历过1921年的人，几乎都不在世了，因此这本书的书写也是这套系列作品中最难的，过程中不断布局、变化，最终我决定按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大事件来回望，那就是重新回到建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改革开放、脱贫攻坚、文化复兴等建党百年来国家发展的大事件大背景中，找出一个个虽平凡却接力践行了“红船精神”的共产党员，通过他们的故事呈现百年坚守的初心与精神。同时在每一个大事件之前，我还特意增加了一份《党员预习笔记》，把自己也放了进去。这也是这本书在结构上的一个创意吧。 山西晚报：所以您用18位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来体现对1921的坚守，这些人物的寻访应该花了您不少时间和精力。 蒋殊：是的，人物既要考虑年代、所处的大背景，还要考虑所在行业的代表性，因此筛选与取舍起来难度比较大。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段难忘的故事，但最难忘的，应该是恰好面临疫情，一些人无法面对面采访，这背离了我的创作风格。之前创作的每一部纪实文学，我都多次与主人公或者他们的后人有面对面的交流，尽管电话、微信也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但不能看到他们的眼神，不能目睹他们的言行举止，于我而言还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山西晚报：您在书写的过程中，重点描绘了每个人物的初心与梦想、坚守与主张，这样写是对一种精神底色的深入解读吗？ 蒋殊：就如前面说的，这样书写就是让读者看到每一代人、每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对当初“红船精神”的坚守与传承，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底色的呈现。而从他们的作为和行动中，读者也可以感受到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为共产主义信念而矢志不渝的奋斗史，是一首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充满浩然正气的壮美诗篇。 山西晚报：这四部红色题材作品体现了您作为作家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一路写过来，这些经历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蒋殊：之所以说这种书写是一种责任，正是我在书写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我常常觉得，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出版了一本书不是为我增添了一点分量，而是这种书写，其实成为了我向英雄致敬的方式。 关于《阳光下的蜀葵（珍藏版）》 通过文字让读者关注是最骄傲的事 山西晚报：最近还出版了《阳光下的蜀葵（珍藏版）》，这个珍藏版与八年前的那个版本相比，有什么变化？ 蒋殊：是啊，今年几本书扎堆了，但是特别有意义。《阳光下的蜀葵》是第一个再版本散文；《红星杨》是第一部儿童小说；《坚守1921》是最后一本年代系列报告文学。与八年前的初版相比，珍藏版《阳光下的蜀葵》首先是颜值更高了，从封面到内文，在设计与装帧上都下了很大功夫。其次增加了彩页，让不认识蜀葵的读者通过图片认识了蜀葵。书中还增加了书画家老师书写的文章片断，朗诵艺术家朗读的书中作品，评论家对本书的评论，以及赵树理文学奖授奖词。另外，随书还赠送有一套12张彩色书签，为青年画家孙夏所绘书中作品《故乡的秋夜》中的12处场景。而且，书中文字与初版也有了很多不同，删除了不少我不太满意的篇章，又增加了一些新作品。这本书，其实可以算一本新书。 山西晚报：这第一本书当年就拿到了“赵树理文学奖”，如今对其再回首，应该有许多感触吧？ 蒋殊：确实感慨，这也是当时没有想到的。还有一点没想到，就是八年之后再看，我依然喜欢这本书。于我而言，没想到的事情太多，比如当初《阳光下的蜀葵》出版后，我认真想，这辈子还会再出版第二本书吗？但是万万没想到，至今我已经出版了10本书。当然，最没想到的是，这本书让无数人认识并喜欢上蜀葵，并在许多地方种植蜀葵。不管是一朵花，还是一个人，通过文字让读者关注，这是最骄傲的事。 山西晚报：您在初版的《阳光下的蜀葵》的后记中写道：“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一本献给故乡的书。之后，我自然还会有第二本、第三本关于故乡和村庄的书。”如今，您当初的想法都实现了，不仅写了故乡、写了村庄，还写了故乡的老兵、故乡的红星杨，可以说说您现在的心境吗？ 蒋殊：越写越觉得故乡博大、厚重，那片土地上，还有无数的宝藏值得我去挖掘。所以，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就在想什么时候才可以将故乡的美好、伟大与苦难都变成文字。 山西晚报：如今再版《阳光下的蜀葵》，故乡和蜀葵在您心目中有变化吗？ 蒋殊：故乡远了，蜀葵近了。 山西晚报：您的文字充满温情，您知道它有催人泪下的功能吗？ 蒋殊：与其说是我的文字有催人泪下的力量，不如说是我笔下的人物有催人泪下的魅力。感动读者的，是我笔下的人与事。当然，这需要我用真情去呈现，用艺术的方式去表达。我觉得，心里有什么，眼里就会看到什么，笔下就会呈现什么。写作时，我是把自己放进情景中的，因此许多时候，我也会跟着主人公一起难过，一起流泪。 山西晚报：武乡和沁源是您创作的文学原乡，也让您成为一位具有鲜明地域书写特色的实力作家，这样的书写还会继续吗？ 蒋殊：当然，我会继续书写故乡，但实力却不敢当，身边优秀的作家太多。我一直觉得，写作的源泉来源于故乡。故乡真的像一位母亲，而书写者就是她怀中的婴儿，能源源不断汲取到她丰盈的乳汁。所以我的下一部作品，背景依然是故乡，蜀葵会再次成为书中的主要元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