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禾在《大河之上》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喜欢看鹰隼高飞，我们这样的人，一生都不会气馁。”我想，这可以是理解鱼禾、理解此书写作追求的钥匙。“喜欢看鹰隼高飞”的人，会不甘受当前环境和已知范畴的限制，会向往更辽阔的视野，因为她知道，在更宏远的观照下，事物才能呈现出清晰的真容。这样的人，性格中有股越挫越勇的劲头，经过种种遭际的考验，反增出更多的坚韧顽强，面对生活或写作的困境时，必会迎难而上，寻找可能的新途，不屈不休。 这样的写作者，将笔锋落在黄河——这个被古往今来千万人写过千万遍的事物上，要实现什么？ 黄河，连不认识字也没见过它的妇孺，脑海里都能浮现一个形象，嘴里都能说出一套言辞，写它，似乎非常容易，只需稍加调动，就能蹦出许多人云亦云的语汇。可是，如若没有疏懒急功的恶习，真正想以它来表达思想感情在光阴中长久酝酿的结晶，那就不容易了。有意识力避陈词泛涌尚属次要，写作者必须耗时费力地深入根部，从不认识它开始认识，正本清源，说出关于黄河不一样的话语。 这本《大河之上》，是关于黄河前世今生的“百科全书”，既有全景扫描，亦有重点聚焦。她从地理、历史、人文和自己的家族生活等方面去深入追溯，在大时空背景下还原了黄河本相，勾绘出它在大地上曲折蜿蜒的形象，梳理出它在历史进程中对人类生活和文明的重要影响，从而提出人与河流（人与自然）怎样继续相处的严肃命题。 鱼禾“想尽可能从河流的自然存在本身去理解河流”，所以她从巴彦喀拉山腹地的星宿海开始，多次贴近这条万里奔腾的大河，凝视它在不同河段清浊变换、宽窄悬殊、急缓不一的水流，聆听它在不同时期或嘹亮或低沉的响动，又每每滚动鼠标，在卫星地图上俯瞰它在广袤土地上纵穿南北、横贯东西的雄壮轮廓。她真切感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被附着诸多虚义的抽象符号，而是一个独立于人类意志之外、超越了惯常想象的生命体，强大，遵循着大自然的生命律动。 《大河之上》还深入广袤的历史原野，追溯黄河在不同时期与人类生活相纠葛的关系。鱼禾以繁实有序的细数，追溯了黄河中下游交界带的累累文明遗迹，缅怀人类文明的发生与河流之间血缘般的联结。黄河，和长江、恒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等大河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宫床，在人类成长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假如没有河流，人类将不复存在；假如没有人类，河流仍自滔滔奔流。体见了“河流之大与人类之小”，看到了治黄史上低级错误屡犯的记载，作者陷入清醒者的忧思：历史发展的曲线是迂回的，它并不按照“应该”的样子和逻辑前行，很多时候，明明是稍加辨析就能懂得的常识，却往往被覆盖、被忽视、被误解；明明是稍稍沉静下来就能听取到的大道智音，却往往被抛诸脑后充耳不闻，非要一次次付出代价后才被捡起。健忘和自大加持下的人类，会把“我以为”当成驾驭世界的真理；可世界需要的，却是谦卑、理性心态下的反思和调整。 去年夏天，鱼禾和我共同居住的郑州，还有鱼禾的故乡豫北平原，先是连续数日的洪水，然后疫情接踵而至。与自然的力量相比，人类的城市系统和身体构造都脆弱得不堪一击。千万年来，人类从寄生于自然到“改造自然”，或可视为人类的进步；而工业革命以来的过度攫取，却对自然造成了许多不可逆的创伤。养育人类的自然，不断地以它的方式给人以教训。《大河之上》的写作，传达了对河流及自然万物的认知与同情，也隐含了对某些愚行恶力的“不原谅”。《大河之上》的写作不啻一场艰辛求证。作者多次实地走访，查阅大量资料，从文献和事实中剥离出黄河的特质和当下脆弱生态的真相，迫使人审视“我们的理解系统”是否有些问题，也迫使人意识到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向和生活方式，是应对和扭转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危机的必需。 多方面追究到底的书写，套用以往的散文写作经验是难以完成的。作者要寻找新的表达可能：“小盆景般的精致表达，已经放不下我要说的东西，我希望找到够分量的承托。”《大河之上》将人文研究的风格融入写作过程，呈现出宽阔开放的文本空间，显然，这是作者在题材与表达方式上的自觉选择。这样陡峭的坡度，是需要作者凭着自己的敏锐感受和经验，一步一步跋涉跨越的。 成熟的写作者，会坚定地顺着自己的方向，将过往连通现在，将现在连通未来，把时间之内的人类故事毅然铺展开去。这样的写作者会不断行进到新位置，不断获得自己的新视野；她的笔下犹如经过深度翻耕的原野，会不断生长出茁壮的新苗来。写作的希望与生机，也许正在这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