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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年纪》 杨献平 我很早就知道杨献平。迄今为止我和杨献平见过两次面，第一次在春天的成都，第二次在冬天的呼和浩特。在我看来，杨献平是一位“老”作家了，无论是出道时间，还是写作量，以及驾驭文体的多面性，他都担得起这个“老”字。我所说的这个“老”，并不指向人的生理年龄，而是概念性的一种抽象物——人的中年状态；人的中年状态似乎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由经历和经验写成，曾经的理想也幻象化了，对一个人而言，他甚至有了某种恐惧（被隐秘的疾病和死亡窥视）。杨献平的新书《中年纪》，劈面便是“中年”这两个带着沧桑和疲倦感的字眼儿；从自身局限替代旁观者的立场，他倒是坦率得很。 和大多数人一样，杨献平的中年是从青春开始的，在他那篇也是这本书的开篇之作《边塞军旅或青春的巴丹吉林》里，他写到了他的戍边生涯，也写到了他曾辜负和得到的爱情，更写到了他和诗有关的日子，他感悟到诗应当是“一种具有神启性质的文体”。杨献平在中国四大沙漠之一的巴丹吉林当过兵，沙漠的条件自然是很恶劣的，因巴丹吉林沙漠的主体部分在内蒙古的阿拉善，我就觉得我和他亲近了许多。就地理和精神气质而言，放在古代，杨献平是和李白、王昌龄、高适、岑参一样的边塞诗人，放在今天，他应算新边塞诗人了；一个催发人豪情、悲情、真情和基于爱国的理想主义地方。 巴丹吉林对杨献平来说，除了是个戍边服役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作为他的精神地理坐标而存在着；如同巴黎第一次成为波德莱尔的抒情诗题材一样，巴丹吉林对杨献平而言也是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重要题材。在《沙漠里的细水微光》一文中，他心怀敬畏地写到了诗人昌耀，昌耀和他那部恢弘的《命运之书》（我也有这本，特别珍视）仿佛矍然注视着杨献平，并催发了他对诗和命运的深邃思考，那种荒芜中的丰富，属于个人的角斗和博弈，对他后来的写作之路既构成了一种压力，也生成了一种动力。到了成都后，他尽管患上了抑郁症（有不少于三家医院的诊断证明），但他坚决地认为“成都无疑是目前中国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这话出自他的《虚妄的行途》，在那篇文章里，他写了一个叫朱建军的人的境况，我觉得那个中年男人就是他自己，从失败的婚姻里得出一个中年的“虚妄”结论来，有点恓惶，却是准确得很。杨献平患的抑郁症（准确说是抑郁症并焦虑症），是他在《抑郁记》一文里交代的，里面写了一段他的爱情故事开始的前奏，当然他有个行文习惯，下笔如章鱼之手，总要见缝插针钩沉一段历史典故。在《邢州记》里也是，他和未婚妻的一次归乡旅程，被他的历史感塞得满满（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如此），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改头换面去当史学学者了。 杨献平的人生地理目前看就是由三个地方决定的：出生地河北，戍边地巴丹吉林，栖居地成都。在《成都笔记》一文里，他粗略比较了河北、边塞和成都，准确地说他是拿河北和边塞比较成都的。在《圣诞，夜之诗，以及一个人的内心图景》和《中年的诗歌》两篇文章里，他表面上在谈诗和友谊，实际上在谈人的孤独。他的口吻是忧郁的，在成都的栖息是孤独的，对杨献平来说，人在成都的问题关乎时间和身体/肉体的关系，关乎灵魂和疾病的关系，这种关系他其实在《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误药记》这两篇文章中也写到了，18年凶猛、开阔的巴丹吉林沙漠生活磨损了他的身体，医院意图将他的意志与语义性的身体联系起来；包括在《地下铁》一文中，他总是习惯于用巴丹吉林沙漠对比城市的诡异性一面，地铁在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的戏剧性的无趣或恶趣味，隐喻了不止是他几乎是所有人的“中年症”。杨献平以一种经验主义式的口吻描述了一个减速、抑制、手忙脚乱的中年现实，时间磨损身体也磨损词语，他对现实的描述不免是日常的、表层的，但很显然，他这种对现实的描述似乎在遮蔽另一种（理性的、深层的）现实。 “中年”的雄心壮志（如果说还有的话），在杨献平的笔下似乎都消弭了——《中年的乡愁》里，写父母和七大姑八大姨相继离开人世，然后就剩下了一个没有亲人的故乡；《中年的诗歌》里写到的赵晓敏，和故乡一样已经闪闪躲躲了；《中年的爱与痛》里的詹磊和几个女人纠扯不清的故事。三篇都是写人的，这些人可能都将永存于杨献平的心中，但会越来越瘦骨嶙峋；包括写孩子的《我深爱着的他和你》，这就是一个人的乡愁和亲人们的所有真相。 这本书所有的内容其实都能概括在《混沌时刻：抑郁症与日常悬念》一文里，人置身于中年的情境里，所遭际的任何问题被这个标题道出玄机来了，就是人与中年的龃龉日甚，开始迁就世俗的价值取向了，甚至不得不讲究成败得失了，存在作为目的而凸显出抉择的困境了。中年的形象在这篇文章中同时也在《中年纪》这本书里所显示成为一种被贬黜的变形的疏离，这，也是杨献平的散文作为自传性文本的一种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