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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小说的细节设计

http://www.newdu.com 2022-04-22 《长城》 李浩 参加讨论

    关键词:小说的细节
    《小说的故事设计》一文我们主要谈论的是故事结构,是小说骨髓(主题线)和骨骼(故事线)的“搭建”,而从这一篇开始,我们则进入到小说的“内装修”中,完成对局部的掂量、设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在这些局部谈论中将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剖”方式,像医学中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小说“血管”的时候就会尽可能地抽取属于血管的部分,同时尽可能地不让它带出一毫克的肉出来;如果我们试图分析小说的“心脏”,就会尽可能只取属于心脏的部分,同时尽可能地不让它带出一毫克的血、一毫克的肉来……这是技艺分析的必要也是“不得不”,否则我们无法将任何一种技巧讲得清楚、明白、有感,然而,我们也必须清楚,且提醒自己,所有的血液与血管,肌肉和脂肪,心脏与肝脏,都与整个肌体紧密相联,它是一架具体的肌体的部分,它不能“独美其美”,要始终与小说的讲述和讲述诉求无限地“贴”,它所呈现出的独特的光芒是与整体的诉求密不可分的,“局部服从整体”是一项基本原则,一项必须要始终谨记的原则。
    “当一切的结局都已准备就绪,一切情节都已经过加工,这时,再前进一步,唯有细节组成作品的价值。”这是作家巴尔扎克的话,我,深以为然。事实上,我们能够记得的好作品,影响我们的好作品,其中绝大多数都有细节的力量,甚至,最大可能是——我们记下的就是细节,耐人回味和具有动人力量的细节。谈及《红楼梦》,和教科书中的给予不同,我们或许可部分地忽略它究竟要说什么,要感叹什么,颂扬什么,鞭笞什么,但我们一下子记起的可能是“黛玉葬花”“晴雯撕扇”这类的细节,然后引发感叹;谈及故事繁多、波澜丛生的《百年孤独》,更让我们惊叹和叫绝的可能是奥雷良诺上校制造小金鱼然后将它周而复始融化掉的细节,以及俏姑娘雷梅苔丝乘坐床单飞走、一直上升到“布满了金龟子和大丽花的天空”的细节。谈论一部优秀的、经典的小说作品,细节是最容易被谈论到的,我们可能会忽略或部分地忽略小说的其它议题,但那种独特的、贴切的、具有惊艳之美的细节却从不会被放过——尤其是在作家们的谈论中。好细节太重要了,甚至一个特别好的细节能够“拯救”一篇小说,使它获得卓越的闪光。
    有定义说,细节是“文艺作品中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自然景物、社会环境等最小的组成单位”——我不太认可。在文艺作品中,细节有时会是“最小的”部分,甚至可能只是一个词,譬如《阿Q正传》中阿Q在发达之后买酒的细节,鲁迅用出的只是一个词,“扔”,把钱扔至桌上,显示豪迈和发达了的粗犷;而在《孔乙己》中同样有一段孔乙己买酒的细节,鲁迅用出的依然是一个词,“排”,一种具有紧张感的谨慎……但还有一部分细节,则是做得细致、紧密,具有回旋感和铺排感,充溢着不断叠加的细流——它就不能被看作是“最小的组成单位”,而是一个极有感染力量的内在组织,自身就有某种完整性。像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中、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中、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一些细节描写。谈及细节,其中的“细”和“节”大约都不应忽视,它要求的是我们在某些重要的节点上,把叙述变成描述和“打量”,细致些,再细致些。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小说中设置细节,细节可以为小说做什么?
    在我看来,细节可为小说做得不可谓不多。
    一是参与人物的塑造,让你所书写的人物形象变得更为鲜明。像《红楼梦》中,如果没有细节的参与,我们对晴雯的理解、林妹妹的理解甚至刘姥姥的理解都不会那么鲜明,那么深;《水浒传》中,鲁智深、李逵等人的形象也是依赖一些印象深刻的细节建立起来的,这些细节甚至为他们“刻画”了鲜明的脸谱;像《变色龙》中警官几次对“崭新的大衣”的穿和脱,如果没有这个连绵着的细节,我们对奥楚蔑洛夫这个人、这类人的理解也未必会那么深。参与人物塑造是细节的常见功能,不需要再做更多的举例,这样的例证实在太多了——好的作家会在设计故事细节的时候优先考虑它是否对人物形象塑造有利,至少要做到,这个“唯适的”细节是与人物的心理、性格和故事发展极其妥帖的。
    二是奠定叙事的主体基调,具有统摄感和隐喻性。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上校利用黄金制造小金鱼,然后融化小金鱼让它重新回到金子那个“周而复始”的细节,它暗喻人类和自然不断孕育然后从生到死、再次孕育新生的“周而复始”,暗喻人类在历史进程中且建且毁、且毁且建的“周而复始”,也暗喻某种“意义无效”,它只证实了孤独和价值空无,但我们还必须如此进行下去……莫言的《枯河》中有一段对虎子爬到树上所闻所见的描写,最为核心的是:“街上的尘土很厚,一辆绿色的汽车驶过去,搅起一股冲天的尘土,好久才消散。灰尘散后,他看到一条被汽车轮子碾出了肠子的黄色小狗蹒跚在街上,狗肠子在尘土中拖着,像一条长长的绳索,小狗一声也不叫,心平气和地走着,狗毛上泛起的温暖渐渐远去,黄狗走成黄兔,走成黄鼠,终于走得不见踪影。”莫言用极为平静的语调书写一个生命遭遇的疼痛和惊心动魄,它本质上也是这篇小说的整体基调,甚至还暗示了小说主人公虎子之后的可能——他最终,是因为过失而被自己的父亲打死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像那只黄狗,一声也不叫,“心平气和”地进入到自己的死亡。作家布鲁诺·舒尔茨的《鸟》一直是我十分喜爱的短篇,他写下,冬日来临,经商失败的父亲变得越来越慵懒,对眼下的事物和“每日的账单”了无兴趣,“我们第一次注意到父亲对动物有一种如痴如醉的激情,父亲在阁楼上养起了鸟。”布鲁诺·舒尔茨说,父亲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钱财,从汉堡、荷兰以及非洲的动物站点购置来各种鸟蛋,然后用从比利时进口的母鸡孵化这些鸟蛋。父亲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饲养是成功的,鸟们被孵化出来同时慢慢长大,这时,那个隐喻性的细节出现了——“他有时完全走神,从桌边的椅子上站起来,摆动着两条胳膊,好像胳膊就是翅膀,然后发出一声悠长的鸟鸣音。接着,他表现出颇为窘迫的样子,跟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而了之,试图把整个事情搪塞成一个玩笑。”——要知道,布鲁诺·舒尔茨书写的是父亲,这个父亲。他脱离了日常,脱离了困囿于日常的我们,脱离了他的债务和责任,而在鸟群中找到了相像。我相信许多读这篇小说的人都会读出某种莫名的心酸。而这,也是整篇小说的叙事基调。
    三是形成高潮,让情绪有个爆发点。它同样也是细节常用的功能之一,甚至可能是最为显赫的一个功能,故事高潮往往会建立在细节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我还先从我们熟悉的文字谈起,都德,《最后一课》。法兰西和法国的某种“尽头”,被占领中的他和他们无法想象多年之后法兰西还会恢复,所以在最后一课中,包含着巨大的悲切。故事一点一点积累、推进、埋伏、揭开,同时也把阅读者的情绪调到一个高度,这时,故事进入它需要的高潮,细节出现了:“‘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但是他哽住了,说不下去了。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一句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在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高潮的到来,以及它戛然回收时的回音与溢出,那种经久不息的力量感。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一段阿Q刑前画押的细节描写:“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只是抖,于是那人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合缝,却又向外一耸,成了瓜子模样了。”这个行为细节,具体、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阿Q的性格特点——直到死还恪守着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它对故事形成了推高,意味悠长。我写过一篇小说,叫《乡村诗人札记》,写父亲,一个乡村诗人,民办教师,他固执地写着那些平庸的诗,经历着生活给予的种种挫败,这当然是层层叠加的,他在摆荡,挣扎,自命不凡却又……把他的故事推向高潮的是一个细节,一个我想了很久才设计出来的细节:过年了,父亲给邻居写好了对联而自己家的还没有写。当然他要遭受母亲的唠叨和白眼,这时又有了另一层的挫败,他给校长去送酒但最后他把酒又原封不动地提了回来。这是压倒骆驼的稻草之一,而这时,它更有重量。我说,“他打开了一瓶酒。我不知道母亲为何没有制止他,他一边写字,一边用酒瓶的铁盖倒酒,他没用杯子。一幅,两幅。大门的,屋门的,横批。我父亲写得很快,那瓶酒也喝得很快。还剩下一张纸。他没叫我收起来,而是面对它在那里坐着,一瓶盖,一瓶盖地喝着酒。他站起来,蘸满很浓的墨,那种劣质的墨汁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臭烘烘的。我父亲,在红纸上写了一首诗。他用的依然是楷体,但比平时减少了一些花哨。他写得并不快,仔细想好了才落笔。至今,我依然觉得那是他写得最好的一首诗。最好的。然而,我记不清它的内容了,只记得那时感觉胸口被撞了一下,有些心酸,有些或浓或淡的味道涌了上来。我记不清它的内容了,我父亲也早将它忘了,它并没有抄录到笔记本上。那天晚上,我父亲写完它,又重新看了两眼,然后将倒在碗里的墨汁全部倒在那张红纸上。他一点一点地将墨汁在红纸上涂匀,让红纸慢慢变成了黑纸。做这些的时候,我父亲神情平静,心平气和,只是,被酒烧灼的鼻孔没发挥好作用,使他喘息的声音有些粗。”相似的,还有《永别了,武器》中曾被海明威改写了39遍的结尾:“我往房门走去。‘你现在不可以进来。’一个护士说。‘不,我可以的。’我说。‘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你会发现,几乎所有故事性的小说文本都会有个高潮,而这个高潮的到来,很大程度上都依靠细节的推动。
    四是构成深度,让故事变得更加耐人寻味。这是现代小说(或者可以加上现代戏剧)的一个新有设计,当然这个“新有”本质上是从“旧有”中衍生出来的,只是在现代小说中被大大地强化了。而这部分的设计也较以往的小说呈现更有设计感和隐喻性,它并非仅仅用以表现生活的细微,并非仅仅用于展现作家对生活情境的熟悉,而是埋伏下深意,让你去思,让你触动。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有一段貌似“复原”的生活场景的细节描写,让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隔着门缝得以看见,父亲、母亲和妹妹围坐在客厅桌子边的家人聊天,以及父亲的瞌睡和两个女人的疲惫。接下来他写道:“父亲有他的倔强,即使在家里,在非工作的时间,他也不肯脱下那身制服。睡衣挂在衣架上,唾手可得,然而它却成了摆设,而父亲则穿着笔挺地坐在椅子上打着瞌睡,好像随时准备去上班,即使在家里也要恭候上司的吩咐似的。久而久之,虽然有母亲和妹妹的细心打理,但这件本来就不那么新的制服也还是慢慢地变脏,有了油渍和褶皱。格里高尔时常整夜整夜地盯着那件油渍斑斑但纽扣却总是擦得锃亮的制服看,父亲穿着它睡觉似乎并不舒服,但却显得安宁,安心。”制服,在这里有着双重的象征,一重是身份和工作的象征,也是经济来源和“我”在付出、“我”是有用的人的象征;一重是“父亲”这一称谓的象征,它象征着这个家庭中的威权,具有保护者和惩罚者的双权力。于是,父亲的这一“不肯脱”便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意味,特别是卡夫卡提醒我们,穿着它睡觉并不舒服。制服,在这里具有掩饰感和面具性,父亲对它的“钟爱”“不肯脱”本质上是对其象征意味的在意和钟爱,同时又有一种脱掉制服自己立刻变成软体动物的内在恐惧。同时,三个人的聊天(缺少了格里高尔之后)有一种属于家庭的、温暖的和客气的光,它在灯光的渗透下显得那么温情——然而,在这里,依然在“家庭中”的格里高尔却已经是被遗弃之物,没人想到他也没人提到他……这里的温情脉脉与本质上的冷酷、决绝形成张力,“温情脉脉”悄然地显现了它的表演性质。君特·格拉斯,奇妙和魅力非凡的《铁皮鼓》,它书写的是二战,二战时但泽人的生活和小说主人公奥斯卡的生活。第二章,蚂蚁大道,德国战败,苏联军队进入到德国,其中有一段对“我家地窖”进行搜查的细节,在那次的搜查中,奥斯卡的“父亲”马策拉特被结束了生命。他之所以被结束生命,是因为一枚纳粹的党徽:它无处藏匿,在最为关键的时刻,我将它当成“糖果”递给了这个“父亲”。“马策拉特想摆脱它,作为厨师和殖民地商品店橱窗的装饰师,他的想象力经常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可此刻,除了他的口腔之外,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藏匿之处了。”“这样一个短促的手的动作是何等重要啊!从手里进入嘴里,这就足以把一左一右和平地坐在玛丽亚身边的两个伊凡吓一跳,将他们从防空床上赶跑。他们用机关枪对准马策拉特的肚皮。这时,人人都可以看到,马策拉特正使劲地把什么东西吞下去。”——伊凡,苏联战士的到来和“和平地”坐下是有寓意的,但我们更看中纳粹党徽所携带的寓意,以及马策拉特吞咽它、让它在口中藏匿起来的寓意。马策拉特的“欲盖弥彰”招致了后果,这一后果是有寓意的党徽给的,是一种盲目的“从”和“信”给的,它其实寓示着马策拉特难以摆脱的“纳粹性”,“洗脑”对于普通民众的真实和有效。“我”把党徽递回“父亲”的手上,让他在一瞬间进退失据进而“暴露”出自己,被本就敏感的伊凡开枪杀害——它又暗含了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弑父”情结,在这里,“弑父”依然是以一种无意和过失的方式来完成的,君特·格拉斯强化了它和传统之间的勾联与互文,强化了它的寓意性……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也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细节,它写下的是火焰和火海里的蚂蚁。这些蚂蚁,原本是“住在”房梁上的,这时火焰来了,它烧到了房梁,那些木梁纷纷倒在了火海里。亨利看到,成群的蚂蚁相互践踏,在火焰逼近房梁的一端时便疯狂地涌向另一端,而当它们费尽心力爬到另一端时,却发现那里也已经是一片火海。它们不停地来来回回,这个过程中不断有蚂蚁被挤入火海,蚂蚁的数量越来越少而蚂蚁逃命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它们没有出路。这一细节当然是人物命运的暗喻,是亨利在战争中的逃避以及无路可逃的暗喻。
    事实上,像《百年孤独》中上校利用黄金制造小金鱼,然后熔化小金鱼让它重新回到金子那个“周而复始”的细节,像《阿Q正传》中阿Q刑前画押的细节描写也都具有“可怕的”深度。
    五是通过细节建立和强化真实感,让阅读者“身临其境”,并相信它的发生。《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和农民们一起去割草那段细节,重点写下的是一个熟练的老人:“遇到小丘的时候,他就改变他的动作,时而用靠近手的刀口,时而用刀尖,以短促的突击从两侧去刈割小丘的草。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不断地观看和注意呈现在他眼前的事物:有时他拾起一枚野果,吃下去或给列文吃;有时他用镰刀口砍下小枝;有时他去看鹌鹑的巢,鸟就从镰刀下飞走;或者是去捉一条路上的蛇,用镰刀挑起,如像用叉子叉起一样,给列文看了,然后把它扔掉。”作家邢军纪曾说过,在托尔斯泰笔下的这个草原,让我们嗅到了青草和花香的气息,品味到了“带点洋铁勺子的铁锈气味的微温的水”,以及太阳炙烤脊背的感觉和“散发芳香的草被刈割的时候发出的有油汁的声音”——这样的细节很容易将我们代入,让我们仿佛自己也置身于它所书写的环境中。“我们看着他绕过屋角登上台阶。他没有看我们。‘你们准备好啦?’他说。‘就等你把牲口套上了,’我说。我又说:‘等一等。’他停住脚步,望着爹。弗农吐了口痰,人一动也不动。他一丝不苟、异常精确地把痰吐在了长廊底下有一个个小坑的尘土里。爹的两只手在膝盖上慢腾腾地来回蹭着。他的目光越过断崖的顶尖,越过了田野。朱厄尔瞧了他一会儿,走到桶边又喝了一些水。‘我跟任何人一样不喜欢犹豫不决。’爹说。‘能拿到三块钱呢,’我说。爹背部隆起的地方衬衫颜色比别的地方淡得多。他衬衫上没有汗渍。我从未见过他衬衫上有汗渍。”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这段细节描述中充满了“电影感”,我们很容易就会透过机位上的镜头清晰看到,甚至看到它的光源来自哪里,和光线的强度。而“爹背部隆起的地方衬衫颜色比别的地方淡得多”一句显现了作家对于生活的熟稔,尽管它并不显山露水。
    写下生活现实、必须用“仿生学”来处理的此类小说当然要通过细节来强化真实感,而那些明显虚构、从一开始就告诉你这个“故事不是真的”的那类小说,可能同样需要使用“仿生学”的技巧设计某些细节,给人以代入感,让他们相信这个虚构中的真实和真情。譬如在卡夫卡《变形记》中,有一段格里高尔试图为父亲和办公室主任开门的细节,变成甲虫的他如何使用他不听使唤的、多出的腿,如何使用上下颚来转动门把手,如何不自控地任由口中滴淋下的黑褐色液体滴在门把手上,滴在地上。在那一细节中,格里高尔是以一种真实的甲虫形态出现的,尽管在大脑里还有“人的意识”,但身体已经完全是甲虫的,这里的细节设计也是完全按照甲虫的可能来写的。而在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它的某些细节也完全具有“仿生学”意味,尽管里面的主人公已经是死人:“‘你想让我相信你是闷死的吗,胡安·普雷西亚多?我是在离多尼斯家很远的那个广场上找到你的。那时他也在我身边,他说你正在死去。我俩将你拖到大门边的阴凉处,你已经全身僵硬,像那些被吓死的人那样全身抽搐。要是如你说的那个夜晚没有供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我们就没有力气将你拖走,将你埋葬了。你看,我们不是正在埋葬你吗?’‘你说的对,多罗脱奥。你是说你叫多罗脱奥吧?’‘叫什么都一样,尽管我的名字是多罗脱阿。反正都一样。’‘多罗拉阿,确实是那些低声细语杀害了我。’‘在那里你将找到我的故地,那是我过去喜爱的地方。在那里梦幻使我消瘦。我那耸立在平原上的故乡,绿树成荫,枝繁叶茂……’”这里由两个人的对话构成,而讲述的事件则是,其中一个对话者胡安·普雷西亚多的死亡和后续。然而,作家胡安·鲁尔福还是将这段明显是虚构的对话和场景做得扎实,细节“有真实感”,仿佛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故事发生一样。像电影《阿凡达》《星球大战》,像J.K.罗琳《哈里·波特》中的一些细节,都会在努力建构真实性上下足功夫。越是有明显虚构性的小说,越是要在细节上落实,才能不使它的阅读者“跳戏”,生出怀疑。
    六,细节,还可以是艺术魅力、文学陌生感的重要支撑,它构成强烈的趣味性。《百年孤独》中,何塞·阿卡迪奥被人暗杀后,马尔克斯为他流出的血安排了这样的细节:“鲜血从门下边流出来,穿过客厅,流到街上,沿着高低不平的人行道直流过去,流下台阶爬上斜坡,流过土耳其人大街,向右一弯又向左一转,再绕个直角流到布恩迪亚家门前,从关闭着的大门下流进去,为了不弄脏地毯,贴着墙壁穿过客厅,再穿过起居室,在餐厅转个大弯避开餐桌,流经秋海棠长廊,再从正在教奥雷良诺·何塞学算术的阿玛兰塔座椅下悄悄地钻过去,流进谷仓,再流到了厨房里。当时,乌苏拉正准备打三十六个鸡蛋来做面包……”作家为流出的血液安排了神经,让它独自去“寻找回家和报信的路”,一下子便让人记住了它。而在《红楼梦》中,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第一次见到自鸣钟时的细节:“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很似打罗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似的,却不住地乱晃。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东西?有煞用处呢?’正发呆时,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倒吓得不住的展眼儿。接着一连又是八九下。欲待问时,只见小丫头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平儿和周瑞家的忙起身说:‘姥姥只管坐着,等是时候儿,我们来请你。’”——司空见惯之物在作家笔下变得“仿如初见”,一下子变得趣味盎然。这类的细节,在必要的时候使用一下,当会让人耳目一新。
    七,有些细节的设计,还是作家自我“智力博弈”和让自己获得“创造快感”的方式之一。譬如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作家塞与主人公奥斯卡“唱碎玻璃”的魔幻性细节,它可能并不是出于寓意和深刻度的考虑,也不是出于陌生化的考虑,而是——在自己艰难完成一部史诗的过程中释放自己的想象、博自己快乐的“自私性”想法。他要在一个相对漫长的写作中为自己“寻找”个人自由书写的快感,让自己有气力、有趣味继续下去,投入到这一卓绝工作中。我在自己的长篇《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的写作中,也曾有类似的这种“设计”,事实上“留给自己”是许多小说作家会有的预设,只是多数作家可能并不愿意如此承认。作为写作者,我想我知道某些细节的设计完全是写作者的自我游戏,借以抵抗建造过程中的倦怠与疲惫,这一趋向隐晦但又存在着。
    八是借助细节的“节点”完成故事的前后连贯,给人留下喘息和小小的凝滞;有时,细节还可以构成有意的闲笔,从故事的核心发展中旁逸出去,它多少会“冲淡”故事到达高潮时的紧张感,但又从本质上加重着即将到来的高潮的重量(我有一个极为固执的偏见,就是反对“本质无用”的闲笔,而这个“本质无用”的闲笔如果太过强大的话则更是我所反对的,挂不到树上的苹果不应当要。但,有些貌似闲笔的细节其实是有迂回感地“补笔”,它其实是有用的)……
    ……
    全文请阅读《长城》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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