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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批评 耿占春 5月18日，由《星星》诗刊社、成都文理学院主办的“2020中国·星星年度诗歌奖”颁奖典礼在成都文理学院举行。耿占春获得2020年度评论家奖。  耿占春，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鲁迅文学奖评委。从80年代以来就主要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主要著作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叙事美学》等。 诗歌不应该与小说散文区分，成为越来越边缘化的文体 “从八十年代初首次发表诗歌评论，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虽然中间有职业上的变动，也有不同时期写作上的阶段性兴趣，但一直保留了对现代诗的阅读，耿占春把读诗视为个人思想灵感的源泉，激活感受力与理解力的途径，让语言处在某种开端状态和语义生成状态的方法，换言之，也是防止语义固化和语言腐败的方式。 耿占春谈到，在我们的传统中，诗属于六经之一，而这里有一个深刻的区别，其它经书如礼乐属于一个时期社会性的规范性知识，而唯有诗属于非规范性的描述性知识，也就是说，它描述经验、思想、感受，而不是企图规约它们，诗让我们保持思想、感知和语言的活力。故而有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章学诚所说，自汉以后，对后世著述家影响越来越深远的是诗，而非其它制度性的知识体系。 “在此意义上，诗不应仅被理解为与小说、散文、评论区分开来的一种文体，而且越来越边缘化的文体，夫子的教诲仍然具有当代意义：不学诗无以言。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发生过从诗歌转向思想的时刻，这种转换在每个有抱负的时期都可能再次发生。因此，诗歌不只是诗歌批评家的专业，而理应成为当代人文思想的一种共享资源。” 红星新闻：你已是获奖无数，而这次摘得星星年度评论家奖，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意义？谈一谈你对这一奖项的认识？ 耿占春：获奖不是从事自己喜欢做的工作的初衷，不过获得星星诗刊这样无需个人申报也不知情的奖，还是愉快的，它意味着来自同行的一种认可。 红星新闻：作为当代文学的观察者，你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耿占春：我其实更关注文学的一些功能，比如：语言、叙事、修辞。因为这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在很多领域都是很重要，比如叙事，在新闻调查、司法调查等很多领域都是需要的。 之所以考虑语言、修辞、叙事这样的问题，是为了观察这些文学性的要素，在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运用和扩展，由此，也可以观察给语言、修辞、叙事带来变化的外部环境。 比如打个比方，就像现代小说的多人称叙述，多角度叙述，而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人，这种重大变化，我觉得更多来自于社会生活中的叙事变化，比如说司法调查，或者说新闻调查都会不只有一个叙述人和一个角度的叙述。一定是多元的话语，多角度的叙述，多人称的叙述，因为每个人都是某个事件的不完整的见证人，不完整的叙述者，所以他采用了更多人称的叙述。 所以，我会关注语言、叙事、修辞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红星新闻：做一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最需要具备什么品质？ 耿占春：作为一个批评家，肯定首先是一个很好的读者，当然这个阅读，它既包含了对文学作品、艺术的解读阐释能力，也包含着对这个文学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关系的解读和阐释。 红星新闻：如今大部分文学批评家，没了批评，只剩吹捧，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说法，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能成为做到不被束缚，敢于批评？ 耿占春：现在确实如你说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批评家所写的文章，对作品的肯定有些是多余的，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社会时代人际环境的因素。另一种，就是批评家力图向读者推荐比较好的作品，而有一些可能比较差的东西，他就不一定去写评论，所以就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批评家所从事的工作，赞扬赞赏多于批评。 其实，这也是给批评家的一个批评，就是批评家还是要更多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对作品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一个批评性的判断，不能把批评变成一种现在大家都不满意的这种状况。 红星新闻：创作需要肆意，而批评却是挑剔的。你是评论家也是诗人，这两者是否会给你带来矛盾？ 耿占春：批评和写作写诗之间应该也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像我们的前辈诗人里边有不少的诗人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比如闻一多，作为一个学者，他同样能够写出很好的诗歌，这二者的协调是可能的，当然我力争能做的更好一些，能够有他们这些诗人、批评家的优良传统。 红星新闻：你觉得当代诗坛，有哪些现象是我们需要警醒的？ 耿占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一下谈得清楚的，尤其在现在的这样一个语境里边。通常我们希望作家，诗人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历史，但实际上，我们经常会在这种倡导下，又恰恰躲开了。因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和作家，肯定是要在自己时代的经验中去思考、表达，所以，可能这个问题，仍然还是关注如何处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